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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人海洋观对海洋的认识之变迁 组图 中国古代最受尊崇的“海神”――妈祖 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的自然观和科学思想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已有人类活动，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用海蚶壳作装饰品。中国先民们在与海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磨砺了意志，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如果说精卫填海的神话反映出远古人类要战胜海洋的愿望，那么河姆渡出土的7000年前的船桨，殷商甲骨文中出现的晦（海）、涛、鱼、龟等与海有关的文字，则显示出远古海洋文明的曙光。有学者提出：至迟在五、六千年以前，中华文明就创建了环太平洋文化圈；夏商周时就有祭海活动；春秋战国时北方的齐鲁文化和燕昭文化、南方的吴越文化就蕴涵了发达的海洋文化；而到秦汉后，中国古代海洋文明更加灿烂夺目。 在沿海农业经济区，海和海岸带是重要地理环境，也是重要劳动对象。中国沿海居民迅速积累起有关海洋的地貌、气象、水文、生物等海洋本身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海洋自然观和科学思想。 “水流千里，必归大海”。先秦时，庄周、屈原等人曾深入思索，既然百川归海，为什么海水不会满？为什么不管大旱还是大涝，海平面稳定不变？据此，先秦思想家们建立起“海洋广阔无垠、深不可测”的海洋观，并将海洋命名为“巨海”、“大壑”、“百谷王”、“无底”、“天池”等。《吕氏春秋》提出了水分海陆大循环的学说；《管子》提出了维护生态平衡的理论。随着航海知识的发展和域外知识的扩大，战国时北方沿海已流行海外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传说。邹衍提出一种非正统的海洋开放型的大九州说，认为在广阔平坦的海洋上散布着81（9×9）块大陆（州），中国所在的赤县神州只是其中一块而已，它不一定位于世界中心。 到了秦汉至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刻。东汉王充提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的潮汐的月球成因说和潮月同步原理，开创了元气自然论潮论；发现了高潮间隙现象，并提出暴涨潮的地形成因说。晋代葛洪则用浑天宇宙论来解释潮汐成因，建立起天地结构论潮论。自此，天地结构论潮论和正统的元气自然论潮论开始了长达千余年的争鸣。东汉马援在琼州海峡两岸树起潮信碑，供渡海者使用。感潮河段发展起依靠潮水抬高淡水位以资灌溉的潮田。潮田广泛分布，成为中国海洋农业文化的特殊标志。这一时期，《尔雅》、《说文》、《临海水土异物志》等著作不仅记载了许多海洋生物，而且逐步形成了在每一种类下分别记述名称、形态、习性、用途及地理分布的传统海洋生物志体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时我国已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最远到达今印度和斯里兰卡。 隋朝至元朝出现了一批潮汐学家，产生了不少潮汐专论。唐代窦叔蒙应用天文历算方法，推算出潮汐周期为12时25分12秒强的精确数据；他还总结出潮汐的半日、月、年三个周期，发现了分点潮，绘制了直观的天文潮汐表。五代末宋初的赞宁和尚编制了钱塘江潮候口诀。在此基础上，吕昌明于1056年编制了《浙江四时潮候图（表）》，在元代被刻成石碑立于钱塘江畔浙江亭，供渡江者使用。宋代余靖、沈括注意到地形对潮汐迟到的作用，给高潮间隙下了科学定义，提出应根据海区地理情况修改天文潮汐表，从而促进了明清实测潮汐表的崛起，并全面替代天文潮汐表。有关暴涨潮（怒潮）成因，唐代卢肇提出了江水、海水激而为斗说；宋代燕肃则提出河口拦门沙说。 明清时，地方志极大发展，保存了丰富的海洋自然灾害和异常的记载。区域海洋水产志也形成和发展起来，总结历代潮论的《海潮辑说》以及总结历代海塘技术的《海塘录》产生了。实测潮汐表在各海区充分发展，形式多样，有表、图、指掌图、口诀、谚语等。综合气象预报、台风预报有大的发展，产生了不少用于综合预报的海洋气象谚语。明代郎瑛、陈霆、方以智建立了海市蜃楼成因的气映说，认为海市蜃楼是大气上下层不均匀性造成的特殊光象。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经过南海、横越印度洋，访问亚非几十个国家，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 中国古代海洋观具有商业性和趋利性的特点 海洋观是人类通过海洋实践活动，包括经济、政治、军事、交通等在内的实践活动所获得的对海洋本质属性的认识。由于中国负陆面海的地理环境，中华民族的先民早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与海洋打上了交道，并在这一过程中初步认识海洋的本质属性，包括它的社会经济属性，其所形成的古代海洋观念也颇具自己的特点。 文化机制上的对外辐射和交流性 海洋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海洋在中华文明强盛时充当了文明辐射层的作用，中国人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航海活动，传播了大陆文明，影响了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航海史就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史。 早在原始社会，古代人群在兴渔盐之利的同时又通舟楫之便，创造了带有海上活动特色的龙山文化和百越文化。这样的联动与互动的过程，就是异域异质文化相互辐射与交流的过程，也是海洋文化得以发展、变迁的过程。 价值取向上的商业性和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