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张小翠.docVIP

论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摘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准则，而证据制度则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明标准的问题，我国理论界有争论。诉讼发现事实的真实标准问题。证据制度诉讼中要发现事实，是在企图“再现”过去的事实。“再现”的依靠是证据，证据证明所得出的“事实”与当时的“事实”是什么关系？相符或不相符？须有判断的标尺，而这种判断是否等同于科学研究上的判断，这是　、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概论 　 (一)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 　　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明标准被认为是负有承担证明和提供证据负担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程度或量。在其诉讼法上,证明标准是以多元论为基本特征的。不同的诉讼法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甚至在同一个诉讼法内部也可能因为案件所涉及的内容不同而适用相异的证明标准。所以英美法上的证明标准显得比较复杂。一般认为,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实行的证明标准是“盖然性的优势”。所谓盖然性,即是可能性,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例如在美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证明标准,一般为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当一事实主张被陪审团确信为在证据上具有占优势的盖然性,即存在的可能性要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那么,此项事实主张就被认定为真实。” (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对案件待证事实的认定几乎没有什么限制,采取的是较高的自由心证。因此,对于民事案件,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以“高度的盖然性”作为心证标准,即“依据日常经验可能达到的那样的高度,疑问即告排除,产生近似确然性的可能。”但大陆法系法官采用的这种高度的自由心证判断证据认定待证事实,是以法官的心证倾向必须达到一定程度为标准。按照大陆法系的学理解释,法官认定事实是根据证据的证明力在法官内心所发生倾向程度的结果。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长期依附于刑事证据制度,统一以公法的价值取向来审视所有案件的证明标准。我国民诉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国民诉法虽然没有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基于上述规定,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实行的是一元制的证明标准。即无论何种案件都是“以事实为证据”,证据要求“确实、充分”,诉讼中对案情的证明要达到绝对真实。把客观真实作为诉讼程序应当追求的理念或者目标无可厚非,它可以作为设计诉讼程序的最好理想,但是将它作为法院解决任何案件的最终诉讼标准则是不现实的。 为什么说：“客观真实”模式下的证明标准，其实是脱离实际的理想。第一，,由于事物发展的特性所决定,“以事实为依据”对于案件事实的完全证明往往变的不可能。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无论采取任何手段、方法,任何案件事实都无法原本的回复到案件发生时的原始状态。因为诉讼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发生在过去,事物发展的特性决定其不可能重现,而且有些已经发生的事实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和证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案件事实的完全证明往往变得不可能。 第，客观真实作用于民事诉讼，导致公权在私权领域中的恣意。在民事诉讼中，由于追求客观真实，法官的使命就是把案件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为了追求客观，必须强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法官主动调查，这实际上作为裁判者的法院自动充当了证明责任主体，破坏了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中立的形象。民事纠纷系私权上的利益争议，我国已建立了市场经济机制，这种机制本身的内部规定性需要有一个相对自由、宽松、和谐的环境，在民事诉讼中强化职权主义，实际上是让公权对私权的不当干预，这种干预的后果，是给市场机制带来消极影响。 第,在民事诉讼中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有碍于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公正与效率是诉讼追求的价值目标,而诉讼效率始终是决定审判是否公正的重要因素,不讲效率的公正、迟到的公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正。 　第,将“客观真实”作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与我国民事实体法承认并部分采取形式真实的价值取向相矛盾,并会由此导致审判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司法是人类寻求公正的最后一个环节,因此要求我们对诉讼的制度设计上应力求实现“看得见的正义”,故程序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只强调客观真实,不仅会造成与实体法的价值取向相矛盾,还会抑制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出现只重实体不重程序的现象。 、目前对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探索研究以及完善 为了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保证依法、正确、及时地审理案件，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从此正式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该司法解释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