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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表达与现实纠结 ——我国基础教育中择校的现实思考 张达、陶永辉 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是我国当前社会各界颇受争议的问题。教育与你我息息相连，择校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免费、就近入学等既定政策相悖。在这一社会症结中各方利益诉求和社会资本相互纠缠，现实纠结与阶层斗争相互传染。 从现象描述择校行为是指家长放弃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按学区免费入学的优惠政策条件，主动选择其他学校就读的教育选择现象。“存在即合理”，择校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各方社会群体“资本”博弈的结果。在英才教育的背景下择校行为是社会转型期个体在社会竞争中争取胜利向教育领域内的一种延伸，是国家处在阶层分化，贫富加剧阶段的实然存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在战略目标中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衡化，缩小区域差异。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择校的现实表现在于“择师”，我们抛开教育选择论而言择校在“择”之过程，认为设置不同社会标准增强了强者选择能力，社会低层群体的利益无法达成。诚然，社会个人家庭都有自我选择权利去追求幸福而教育必然成为其一种创造“未来幸福生活”的工具。优质的教育资源是稀缺的，感性的认知上的判断使人们无法达成共识：谁该享受这一资源？于是在利益纠葛下社会资本融入其中，上层阶层意欲一种合法方式继续其阶层优势，而低层民众靠教育谋求自己的阶层流动。矛盾冲突交织，现实选择让人们纠结于教育。 各主体之间相互博弈由此产生，其各自的博弈能力不同呈现一种非对等状态。 拥有优质资源学校：我拥有优厚的教育资源，现代先进的硬件设施，强大的师资队伍，所以我的生源不发愁，入学人数众多资源有限，只有设置不同“规则”限制入学。 社会上层家庭：我的孩子必须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样以后他才能更好的生活，并且凭借我的社会能力，我可以把他送到名校。 社会中低层家庭：进入名校靠你自己的学习实力，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考不上就别上了，浪费家里钱。 学区内家庭：谢天谢地，幸亏咱们出生好就能上好学校。 教育管理者：择校行为固然有损教育公平，但现实社会中管理复杂，维持现状吧。 在博弈斗争中各方依靠各种实际或潜在资源，并通过相互默认的关系组成持久网络，不断转化、增强自身阶层优势，在择校选择中以阶层能力高低取得“胜利”。低层人们参与博弈的形式比较“单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依靠学生个人素质得分在选拔考试中以分数英雄崭露头角。 《纲要》指出：“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加快薄弱学校改造，着力提高师资水平。”校际差距过大是造成择校产生的重要原因。为什么校际差距如此之大？上世纪50、60年代，资源缺乏，国家重点投入建设学校，教育资源在起初为现实需要配置不均衡，如此在国家投入社会“投资”不断作用下学校在不断分成异化。名校招收出生背景好，成绩优秀学生，一般化学校在社会竞争中只能招收一般学生，社会分层的作用已经传染到学校、学校群体之中。中国的教育体制无法让许多人实现自身阶层流动，但现实的纠结也让人们明白中国既有的教育体制，逐渐无力承担阶层流动的职能，阶层慢慢转向固化，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日渐狭窄，下层向上层流动受阻，制度变革与调整的动力减弱。大量刚刚摆脱贫困状态的阶层面临着难以共享发展的成果的窘迫境地，所以越来越多人转向教育诉求“知识改变命运”。在教育资源面前他们又在现实中纠结，对待择校问题的社会家庭压力下他们又选择“默许”和“推波助澜”下层民众在择校行为上陷入“囚徒困境”而上层阶层依靠自身社会资本“左右逢源”。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也让人们逐渐“醒悟”，知识真的改变命运么？高昂的择校代价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择校能改变么？”现实的逻辑和利益纠葛让各方无法抽身事外，“就近入学”的原则已演变了社会资本的博弈。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启示我们社会的进步动力来自社会群体利益的冲突，冲突促进了社会进步。在择校资源冲突中，谁在黯然吞下苦果？贫困阶层!社会的进步总会伴有“阵痛”，政府在政治实践中着重顶层设计，对于弱势群体进行补救，倾听他们的利益诉求。正如布坎南所言，每个理性人，都是以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和目标的，择校问题在各阶层利益斗争和现实纠结中不会迅速解决和改变。择校问题的消解需要全体的实践智慧，破除囚徒困境让基础教育走向均衡化发展为主的模式。 人在发展中，有权利追求幸福，走向自身的“可能生活”。择校是社会成员对其享有的教育权的合法利用，《纲要》指明在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公办学校的前提下，发展民办教育，提供选择机会。在择校的利益表达和现实纠结中我们如何以我们的实践智慧去消解、冷化择校行为呢？ 《纲要》指出均衡化发展史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化保障机制，实现县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