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语言分析基础上的文学修辞批评.docVIP

第八章 建立在语言分析基础上的文学修辞批评 被称作rhetoric的西方修辞学，最初研究的主要是用语言说服、影响听众的演讲活动。然而，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修辞学的研究领域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将人类许多其它的语言活动都包括了进去。在西方，文学活动，至迟在十七世纪已经纳入到修辞学研究的视野之中。 另一方面，文学研究对修辞学理论的借用也由来已久。诗学和修辞学被认为是西方文艺学的最初形态和两大源头，它们开创了西方文艺学发展的两大走向：从诗学形成后来的美学，文艺理论，主要在德语国家得到发展；从修辞学发展为后来的文艺批评，主要在英语和拉丁语国家流行。贺拉斯的《论诗艺》是开创实用派文艺批评的最早的典范，他把诗学问题转换为修辞学问题，把文学命题的描述性转换为文学命题的规定性。 修辞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结合，既丰富了传统修辞学的内容，又促进了文学研究的深入。文学修辞批评，正是这种结合的产物。 整体地讲，建立在修辞学理论发展基础上的文学修辞批评，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文学语言问题的关注，它主要借助的是传统的修辞学理论，同时，这一传统与中国古代的诗词评点传统也是符合的。在这一层面中，形成了语词分析、辞格分析、文体风格分析等批评角度。第二个层面是对文学作品内在结构的关注，它主要得益于西方的结构主义理论及中国古典文章学理论与小说评点。在这一层面中，形成了语篇分析、叙事分析等修辞批评的角度。第三个层面是对修辞背后的文化内容与意识形态内容等的发掘，它是在西方解构主义修辞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语境分析、话语分析、对辞格的哲学分析是这种批评常采用的批评角度。 在本章中，我们将先对主要受传统修辞理论影响，建立在语言分析基础上的修辞批评进行介绍。 一、语言分析在文学修辞批评中的位置 就修辞学本身而言，以亚里士多德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修辞学体系在对演说活动进行修辞研究时，对演说的语言风格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亚里士多德本人及其它希腊的修辞学家都曾在其修辞理论中接触到演讲中语词及修辞格的运用问题，如措词的选择、用语言的双关与谐音制造幽默等等。他们还认为，一篇演讲的整体风格与其语词的选择与辞格的选择直接相关。这一传统对后来西方的修辞学研究影响很大，以至“在漫长的修辞学研究史上，曾有几次出现了将修辞学研究与文体风格研究等同起来的情况。” （胡曙中《美国新修辞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西方18世纪、19世纪文学批评家对文学语言风格问题的关注，与以语言风格研究为主的修辞学理论向文学研究的渗透，有直接的关系。 在20世纪人文学科“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中，文学的语言问题，更是成为文学理论与修辞学理论共同关注的焦点。对一些很有影响的理论家而言，对文学的关注其实就是对文学语言的关注，对文学语言的关注同时也就是对文学的修辞性的关注。以至于20世纪西方的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常常成为紧紧绕在一起，很难分开的领域。 俄国形式主义者日尔蒙斯基认为，文学研究对象的确定需要依据语言学理论，“既然诗的材料是词，那就应当把语言学为我们所作的语言事实分类，作为诗学系统建构的基础。……这样，理论诗学的特别部分须与语言科学的每一部分相对应。” 基于这一考虑，他把修辞学作为其理论诗学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他说，修辞学“是关于诗性语言的学说，是诗歌语言学”， 修辞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在艺术中的运用”（《诗学的任务》，方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225-226页。）。这是一种把修辞学研究归在文学研究名下的做法。 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瑞恰兹，要求把文学批评建立在严格的语义分析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文学语言往往存在于很复杂的语境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极其复杂的语境来判断文学作品的意义和效果的。而语境中的许多因素，如心理学的因素、社会学的因素等等，会干扰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最终造成对文学作品评价的混乱。因此，瑞恰兹主张要把语境严格限制在直接的语言结构的范围之内，使读者与批评家着重于对诗歌本身的经历，尽可能地排除非语言的因素对于文学阅读活动的影响。当试图把文学意义直接建立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的时候，瑞恰兹则称自己的这种语义学为“一门新兴的修辞学”。他说，这种新修辞学是研究词语理解正误的学科，它的目的在于为文学读者提供一种客观地解释与评价文学作品的方法。这是一种把文学研究归于修辞学研究名下的做法。 中国古代的修辞学理论，也主要是围绕语言层面的问题，特别是文学语言问题展开的。一书提到，有人认为中国古典修辞学有四大范畴，它们分别是修辞原则、字句篇章修辞、修辞手法（辞格）、文体风格。（易蒲、李金苓合著《汉语修辞学史纲》）从这四大范畴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层面的问题显然在其中居于最核心的位置。中国现代以来的修辞学研究在接受西方修辞学理论影响的同时，显然也继承了中国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