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一个健康宝宝”.docVIP

“我想要一个健康宝宝” 　　人们总是忽略这样一个群体，她们被称为“艾滋妈妈”。 　　 　　卢洪洲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副主任，4月25日晚，他正准备结束天繁重的工作，此时手机响了起来。面带倦容的卢洪洲听到电话内容顿时来了精神。电话是上海市某郊区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打来――名即将生产的产妇刚刚被筛查出是HIV感染者，必须马上转到公共卫生中心进行母婴阻断干预措施。 　　 　　 　　艾滋病的母婴阻断 　　 　　卢洪洲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紧急剖腹产”。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降低婴儿感染率。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产妇的宫口已经打开，必须经由产道正常分娩了。 　　卢洪洲和妇产科医生马上为这名产妇进行了紧急干预措施――产道冲洗。出生后的婴儿也立即进行了冲洗，并喂服了婴儿专用的抗艾滋病毒糖浆“维乐命”，同时抽血进行了抗体和核酸检测。 　　很快结果出来了，抗体是阳性的，核酸是阴性的。“抗体阳性不能说明就一定感染了艾滋病毒，因为这个阳性抗体是母体带来的，如果小孩没有感染的话，(阳性抗体)会在年半自动消失。”卢洪洲很慎重地解释说，“核酸阴性，也只能说明小孩没有在子宫里感染艾滋病毒，但是不能代表没有在生产过程中感染，因为病毒要经过3～5天才能经婴儿血液循环进到体内。所以要服药6周后再做核酸检测，明确是否感染。” 　　据了解，这名来自云南的产妇在生产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HIV感染者，但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及时进行孕前和产前检查。而现在，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不要感染艾滋病毒。卢洪洲说，像这样在怀孕之后或生产之前才开始阻断干预以避免艾滋病毒垂直传播的情况，在HIV感染的产妇中并不少见。“这给艾滋病的母婴阻断带来了非常大的障碍。” 　　 　　容容的心愿 　　 　　今年32岁的容容，身材高挑，脸庞清秀，谈吐知性，这一切很难让人将她和艾滋病联系起来。容容毕业于北京某重点大学，后来到澳洲留学念完硕士，回国后进入一家外企任职，享受着不菲的待遇，容容的一切令同龄人羡慕甚至嫉妒。但是她在感情上却一直不顺，用她自己的话说大概是高处不胜寒。在又一次失恋后，容容成了北京后海那个著名酒吧区的常客。一次偶遇的一夜激情，在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容容感染了艾滋病毒。 　　由于积极治疗，容容目前身体状况还算不错，同时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爱。爱人也是“圈中人”。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都有一个其同的圈子，在这个圈子中大家定期聚会，相互交流抗艾体会，共同对抗病魔以及来自社会的歧视。在圈中，容容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小姐妹，年龄都在30～35岁之间。近两年，她们除了关注国际上艾滋病治疗的新进展外，还开始关心关于艾滋病母婴阻断方面的医学知识。因为她们有个共同的心愿：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女人到了一定年龄，想成为母亲就会成为一种本能，这种想法想压制都压制不了。”容容说，“但是这太冒险了，因为病毒传给下一代的概率也很高。” 　　为了实现做妈妈的梦想，容容咨询了一些国内外专家，目前国际上通过阻断干预依然有1％的感染率。“医生肯定是不鼓励我们生孩子的，即使阻断干预措施做得再好，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不感染下一代。”容容说。爱人鼓励自己冒一次险，争取那99％的希望，但自己还没有完全打消疑虑。 　　 　　产前检查不够 　　 　　“中国是从2003年开始进行HIV母婴阻断(工作)的。上海基本上也是同步开始的。”卢洪洲说，从开始做母婴阻断到现在，上海市每年大概只有数例病人，而全国每年也只有几百例。这和实际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是不相符合的。 　　“目前西方国家通过HIV母婴阻断，由母婴垂直传播的感染率已经在1％以内，如果我们同样进行全程阻断干预的话，也能够做到小于1％。”卢洪洲表示，目前国内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影响母婴阻断实际效果的往往是孕妇的预防工作开始得太晚，一些病毒感染者要到生产了才到正规医院进行HIV筛查，然后才开始进行阻断干预。为了降低母婴感染率，上海市卫生局从去年开始要求上海地区的孕妇必须在产前进行HIV筛查。 　　在专家眼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是造成中国HIV母婴感染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卢洪洲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他上次在一家综合性医院产科遇到同一个病房的两个产妇，其中一个是HIV感染者，但事先没有检查，要生产时才进行了产前检查。两个产妇在生完孩子之后还互相为对方的孩子喂过奶。之后感染者才拿到了确诊的检查报告。 　　“我希望社会都能够重视起来，重视孕前和产前的HIV筛查，以便能够配合治疗进行全程母婴阻断干预，将新生儿的感染率最大限度地降低。”卢洪洲说。 　　 　　医学和人性的尴尬碰撞 　　 　　“如果孕前检查出是HIV阳性，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我是不建议要孩子的。”卢洪洲教授说，因为即使进行了完整的全程母婴阻断治疗，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