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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主义”文字狱起源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并非一开始就对知识阶级心怀疑惧。然而开国后不久，朱元璋与知识分子的蜜月期也没持续多久。 　　如今且说这文字狱，原是中国历代就有的旧物事，然而朱元璋主义的文字狱，却更有创新：自他起，“因言获罪”中的“言”不再仅指思想，而是扩大到话语的各个层面；文字狱的惩治对象，也开始超出“不同政见者”的范畴。这为以后威权式治理者所模仿，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精微的外科手术一样，将中国知识分子改造成狗儒主义的模样。 　　 　　士，诚小人也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并非一开始就对知识阶级心怀疑惧。相反，跟元末其他起事豪强相比，朱元璋基本可以称得上是礼贤下士的典范，正如建国之初他在《求贤诏》中所说：“朕惟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而怀材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政令靡常而人无所守欤?抑朕寡昧，事不师古而致然欤?不然贤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没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致道，其敢不以古先贤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政，我得以济民者，当不吾弃。” 　　“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当指：拿下徽州后，得耆儒朱升，后者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采石访得儒士陶安，得到“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的战略指导……加上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声望素著，才智、文章、学问皆一时泰斗”的加入，草莽之雄朱元璋成功地将他的流寇集团改头换面，变成了士人集团。 　　智囊们不但帮助朱元璋消灭了他的敌手，“匡定大业”，而且在治理国家的策略上，也一反前朝，“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直至今日，这种户籍制还是管理国民的一切制度的基础。朱元璋并不是靠道德激励回报文人士子的，在功臣序列里，文官地位普遍高于武将――要说“兔死狗烹”这一原理普遍适用于改朝换代之初，那朱元璋眼里的“狗”，一开始的确是李文忠、徐达等勇冠三军的武???。这不难理解，“兵，不祥之器也”，既已平定天下，留下他们，不但无用，而且时时危及朱明政权。朱元璋并未像宋朝开国之主那样“杯酒释兵权”，而是怀着极大的耐心，寻找机会一个一个药死，或者栽赃杀死，或者假手弄死。 　　然而，朱元璋与知识分子的蜜月期也没持续多久。 　　事出有因。自从朱元璋降诏“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明确今后国家将主要倚重文臣时，武将们颇多不满，派代表进言道：“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 　　朱皇帝问：“何以知之?” 　　武将代表举例说：“且如张九四原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 　　朱元璋叹道：“此名美甚!” 　　武将代表说：“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彼安知之!” 　　史书上说，“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绞杀隐喻，反对解释 　　 　　朱元璋跟张士诚一样，都是泥腿子出身。这个发生在当年死对头身上的“屈辱”事，也许唤醒了朱元璋的自卑情结。尽管在先秦，“小人”一词并不具有道德意味，但时过千余年，却早已被追加了诸多不洁的因子。在朱皇帝看来，读书人巧断句读，活用词意，以达到“讥讪”目的，委实是―件可憎的事。 　　第一次，朱元璋认识到了兵不血刃的厉害之处：语言文字不光是表音、表意的工具，还是一座隐喻与象征的迷宫，一不留神，就会着了道儿。考察朱元璋屡次大兴文字狱，从其规模，其严酷程度，其无中生有、疑神疑鬼的荒唐劲，都可推断出这件事对他的打击与伤害，是多么令他沮丧、物伤其类且怒不可遏：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宁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 　　在辑录了一大堆因言遭诛的事例后，《朝野异闻录》给出了这样的解释：“盖以‘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智’也” 　　表面看来，朱皇帝逐渐无法容忍任何谐音以及字词的联想义。仔细琢磨则不难发现，他所敏感的，正是有可能指向他出身的这些字词的同音或近义语：盗贼，和尚。 　　从这点来说，贵有天下的朱元璋，终其一生，也自认为“盗贼”“和尚”这两种经历是他最不愿示人的疮疤。跟阿Q一样，他的身份焦虑，从来都是―个问题。 　　 　　“文字狱”与近代文人风气的形成 　　 　　可怕的是，他的检察对象终于突破了“天下所进表笺”的范围，而直驱文学领域。 　　陈养浩诗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嫌其“伤时”，将作者“投之于水”溺死；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