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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机制非正式性起源 　　摘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正式国际组织不同，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内一种新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已有的关于G20机制起源的研究，都较多关注了G20机制诞生的必然性，却忽视了G20为什么会采取非正式机制形式的问题。本文通过对G20机制诞生历史的考察，分析了G20机制非正式性的形成过程，并指出，非正式性是G20缔造者关于新机制形式的一个基本设想，也是对当时历史经验的总结。理解G20机制非正式性的形成对于我们把握G20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国际机制以及如何处理G20与其他多边国际机制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非正式性　马尼拉框架小组　G22　G33　G20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2－0009－15 　　 　　二十国集团(G20)机制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二战后，以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构成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石，也构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经常处在“被治理”的尴尬位置。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促使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一种共识：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尤其是没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就无法实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G20机制应运而生。 　　学界现有研究强调了上述G20机制诞生的背景，侧重探讨了G20机制形成的必然性，却忽视了G20为什么会采取非正式机制形式的问题。与IMF等正式国际组织不同，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一种新的非正式对话机制。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正式国际组织的建立和运作必须以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作为基础，达成的国际协议对成员国构成国际法律义务，而非正式国际机制对成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达成的国际协议也只发挥着方向引导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G20是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国际机制，成员国在G20会议中的主要目标是谋求共识，而非达成法律协议。 　　为什么当时G20的缔造者会选择非正式机制这一形式?本文通过对G20诞生历史的考察，分析了G20机制非正式性的形成过程，认为非正式性是从“马尼拉框架小组”到“G22”再到“G33”最后到“G20”演变过程中一脉相承的机制特征，也是G20机制有效性发挥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G20机制的性质，从而更好地把握G20机制的现实运作和未来发展，正所谓“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已”。 　　 　　一、G20机制的雏形：马尼拉框架小组 　　 　　“马尼拉框架小组”可以看成是G20机制的雏形。1997年7月，一场始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随后危机蔓延到整个亚洲地区，尤其是韩国、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损失掺重。导致危机爆发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未能跟上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如监管不透明、监管标准不统一等。危机还表明，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金融风险很容易蔓延到其他国家，甚至成为整个国际金融系统的风险，而且任何单个国家的力量都不足以应对这种风险，因而必须在国家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协调机制。 　　二战结束以来，IMF就一直担当着国际金融协调的重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 　　IMF应帮助成员国克服短期性国际收支失衡，以提供政府间贷款的方式来缓和成员国的外汇短缺困境，维持币值稳定，协调国际货币秩序。但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现实时，IMF对陷入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救援显得迟缓而软弱，并且附加了“苛刻”的条件，遭到亚洲国家的激烈批评和抵制。例如，IMF在与韩国签订贷款协议时，要求韩国大幅度开放其金融市场，允许外国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韩国市场，并规定在韩国的外国银行或企业可以全面参与韩国证券交易活动。这些“附加条件”遭到韩国民众的强烈抵制，以致有人把韩国与IMF签订贷款援助协议日定为“国耻日”。又比如，IMF与印尼签署贷款协议时，不仅要求其削减财政开支、紧缩通货、扩大并开放金融市场，同时还要求其政府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导致印尼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政府更替。实际上，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救援中，无论是接受贷款的受援国，还是提供资金的援助国都对IMF这一正式国际组织的危机应对方式和应对效果表示质疑，这样客观上就迫使成员国开始思考和寻找其他的政策协调渠道。 　　1997年11月18－19日，14个太平洋国家的财政部、央行官员与IMF、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官员，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召开非正式会议，共同商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在会上，他们交流信息，坦率争论，以谋求共识而非达成法律协议为目标。会后与会国一致认为，会议取得了良好效果，因而与会各方也就逐渐认同了这种与1MF完全不同的“恢复地区金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