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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观”对古代中韩关系影响探究 　　摘 要：“华夷秩序”在韩半岛上的建立及发展过程证明，“华夷观”对古代中国与朝贡国关系的演变具有深远影响，文化认同在地区秩序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朝鲜半岛；华夷秩序；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D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5-0082-03 　　 　　朝鲜半岛向为周边大国势力的角斗场。与其它大国相区隔，中国对半岛的影响不仅旷日持久，而且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维系了长达2000多年的“华夷秩序”中，半岛上的历代政权多奉行“事大主义”，成为中国最亲近的朝贡国家。而且，东北亚秩序变动的重大事件往往最先见于朝鲜半岛。因此，研究“华夷秩序”，特别是探寻古代朝鲜半岛在地区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建构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国际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华夷观与古代中韩关系 　　 　　根据何芳川教授的考证，“华夷秩序”最早缘起于早期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体与周遭其他族体间的差异。古代中国按其影响范围内“血缘关系的有无、地政关系的远近、文明程度的高下、经济实力的大小和道德水准的优劣”，建立起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由内臣（本土）、外臣（四夷）到不臣（敌国）的“同心圆”结构。这样一个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等级制框架，无疑为中国打造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周边环境，其中对名分而非实益的追求，更彰显了汉民族的文化优越感和中央王朝的统治合法性。［2］而对周边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藩属国和朝贡国来说，顺从于一个以强大邻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以古代中国为原点做东西南北的四向推移，不难发现这些相邻民族和国家在文明的发展类型上极为不同。是否已经出现发达的文明，是否具有与中国相似的文明基础，在加入“华夷秩序”的机缘上也是决然迥异的。因应北方民族威胁而拓展出来的西域诸国，与汉民族的利益交汇于安全上的彼此需要，以及后来贸易交往中的共同受益，这样一种相互依存完全倚赖于国家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对比，因而是相对的、可变的、不稳定的。与之相对照的东面的韩国与日本，种族上与我最为接近，地理上又存在一定程度的隔绝，军事意义曾经颇为黯淡，而文化交流的极大需求也就显现出来了。 　　在统一的韩民族诞生以前，中国曾对半岛全部或部分施行直接统治。隋唐时代是中国的第二个盛世，半岛居民在形成中的同一种地域认同的鼓舞下，实现了半岛上三国归一，并驱除了外来的政治存在。因此，古代韩国是通过自身努力才取得了独立地位，而统一后的新罗王朝从未想过与中国交恶，却主动选择了接受唐朝册封，并成为名义上的属国，可见武力压迫并不是韩民族融入“华夷秩序”的首要动因。同时，新罗也不是出于保有独立治权的考量，才向中国俯首称臣、乞求和平的。倘若真要那样，它大可对中国严加警惕，辅之以偏安一方、闭关锁国，也就更不需且不能派驻那么多“入唐宿卫”来中国学习了。 　　可见，真正吸引韩民族主动加入的，是儒家文化统治下强盛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唐太宗之所以被尊为北方各部共主，并不更多凭仗于中国向来有限的武力，而这些以和平手段进行的“怀敌附远”，乃是最为强悍的“软实力”。韩半岛不单有中国自“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以来长达千年的政治遗产，更有与中原十分近似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中华文明的巨大感召，对正处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型过程中的韩民族产生深远影响。如果说古代日本没有从中国引入科举与宦官制度的话，那么古代韩国就必定是中国的翻版。这种全方位的文明传播，早期多是借助中国推广，半岛统一后则成了韩国的自觉，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得到了全民承认。 　　从中古的新罗时代、高丽时代到近世的朝鲜时代，来自中国的佛教和儒教在韩半岛上先后得以发扬。据考古发现，当年古汉城呈现出完整的八卦形态，东为兴仁门，西为敦义门，南为崇礼门，北为弘智门，中有普信阁，充分体现了“仁”、“义”、“礼”、“智”、“信”的正统儒家思想。李成桂即位伊始，就推行了政纲“李朝十一条”，几乎照搬了当时明朝的管制模式。政府结构上，议政府下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曹；官僚体制上，确立文武两班制，设九品十八级官阶，采用科举选官；行政区划上，统一郡县制，设立朝鲜八道，道下设府、牧、郡、县；身份和家族制度上，把人划为两班、中人、庶民和贱民，提倡男尊女卑、门当户对等等，无一不与中土相类，却已成为韩国文化之一部。 　　在这漫长的1000余年中，共同的意识形态造就了中韩两国间从观念到体制都堪称楷模的关系，开启了全面友好的文化交流，只在短暂的蒙元一朝出现了些许中断。新罗时，中国出现了很多“新罗坊”、“新罗院”，遣唐使梁悦因在德宗避乱时“勤王”有功，授命右善赞大夫；名士崔致远曾获紫金鱼袋，还写过剿伐黄巢的《讨黄檄文》。新罗王子归国时，就曾携回文宣王、十哲、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