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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主义”困境及其近代遭遇 　　[摘要]“天下”观念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摄和支配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领域的核心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常常利用具有理想性和超越性意义的“天下”观念批判不合理的政治与社会现实；然而，当这种“天下”观念演变成为“天下主义”时，“天下”观念本身所隐含的整体主义、华夏中心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倾向就逐渐显现出来。自秦汉统一中国以来，“天下主义”一直面临着理想与现实、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纠缠，包含着两种解释的可能性。近代以来，在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冲击下，“天下主义”中的整体主义、华夏中心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被逐渐剥离出来，“天下主义”为更具开放性的“世界主义”观念所取代。只有对“天下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遭遇保持清醒的认识，才能够明确我们今天应该在何种意义上复兴以“天下”观念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天下”观念　天下主义　困境　世界主义 　　[作者简介]朱其永(1976―　)，男，山东省临沂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1－0049－06 　　 　　“天下”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个重要组成部分，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中心主义倾向，以及“天下”观念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和批判性意义。然而，当这种“天下”观念演变成为“天下主义”时，“天下”观念本身所蕴涵的华夏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倾向就逐渐显现出来。近代以来，在西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下，“天下主义”观念日趋沉寂。但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天下主义”观念近年来又呈复兴之势，并逐渐向海外扩展。作为先民的一个杰出创造，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社会，“天下”观念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然而，“天下”观念是否如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超脱，仅仅具有超越性和批判性意义?当“天下”观念演变成为一种“主义”时???它还能够摆脱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的干系吗? 　　 　　一、“天下主义”的双重维度 　　 　　“天下”观念在商代就已奠基，在周代最终形成。在“天下”观念中，“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行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裔。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无限地延伸；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可以无限地扩张。最后的理想是王者无外，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为大同”。也就是说，内外观念(层次观念)、中央四方论(方位观念)、“夷夏之辨”观念(文化优越论)共同构成了古人的“天下”中国观的基本内容。 　　对于“天下”观念所包含的上述内涵，学术界一般不会产生太多的疑义，然而在“天下”观念与现实和政治的关系认识上却出现了一些分歧：文化守成主义者多强调“天下”观念在文化匕所具有的超越性维度以及“天下”观念对政治的统摄性意义；自由主义者更多的是强调“天下主义”观念的限度，即当它落实于社会现实的层面时，难免会受到大一统的政治实践的干扰和利用――虽然这一现象并不能说明“天下”观念本身不够完美与纯粹，却足以表明“天下主义”观念与大一统的政治实践可能共享着某种整体主义的倾向。 　　在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梁漱溟、钱穆看来，以“天下”为最高指归的文化似乎能够引导和支配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领域一“天下”不仅具有终极关怀和最高目的的意义，而且还能够充当批判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有力工具。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完全不同的天下帝国，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在“天下”观念中，“中国”指的是王朝国家或文化天下，并非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它能够代表文化的正朔，“它原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而兼国家的”，这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不同――对内而言，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这种社会构造使其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对外而言，中国缺乏国际对抗性，中国既不是国家至上也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西洋以团体和个人为重，中国历来以天下与家庭为重。钱穆也指出：“中国古代人，一面并不存着极清楚极显明的民族界线，一面又信有一个昭赫在上的上帝，他关心于整个下界整个人类之大群全体，而不为一部一族所私有。从此两点上，我们可以推想出他们对于国家观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