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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模式”10年轮回 　　“张家界模式”所实践的纪检监察体制创新不仅仅停留在实践上，而是上升到了制度层面，虽然只是沿着垂直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小步，但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体制威力。 　　 　　[回放] 　　 　　一次偶然的试验，湖南省张家界市开创了“下派纪委书记”的模式。 　　1991年3月，为照顾莫辉华家庭困难，同时也为了锻炼女干部，张家界市纪委把她派到慈利县任纪委书记。上任后，莫辉华凭借在市纪委工作7年的经验，很快打开局面。慈利县纪委的工作在市里的综合评比中，连续两年排第一，案子查得最多，党风廉政建设也搞得最好。据时任张家界市纪委书记的张贤易回忆，“因为她是代表市里下去的，所以有事敢讲，案子敢办，没有顾虑，在当地查案的阻力也小。” 　　 　　经过慈利的实践，张贤易和他的同事很快意识到了进一步推广的必要性。于是，他们专门针对全市四区县选派纪委书记的问题，向当时的市委书记肖征龙汇报。在经过到慈利县调研后，肖征龙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同意了市纪委的提议。 　　1995年2月，时任张家界纪委宣教室主任的李平桑和时任审理室主任的雷智勇，被分别下派到永定区和桑植县任纪委书记。一年后，两个地区的工作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张家界市委更加坚定了贯彻“张家界模式”的决心。“由市级向所辖区县选派纪委书记”的“张家界模式”正式开始运作。一场纪委改革在张家界正式上路。 　　1996年至1997年，张家界纪委又选派了5名室主任到张家界所属4个县区任纪委书记。至此，从1991年开始的6年内，张家界共向所属两县两区选派了8名得力骨干任纪委书记。 　　这场改革留下了一连串的骄人数据。8名从市纪委“空降”下去的纪委书记，在区县竞相刮起了一场接一场的“廉政风暴”。1995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35件是1994年的2.2倍，其中查办万元以上经济大案40件，是1994年的3.3倍；1996年，立案数增至924件，同比又增长45.5%。到了1997年，张家界4个区县的纪委书记均为市纪委“下派”，立案总数为926件，其中，立案处级干部15人，同比增长2.5倍，查办案件数名列全省第三。 　　在试验接连取得成果后，形成制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98年，张家界市委书记刘力伟以市纪委上报的材料为基础，亲自撰写了《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工作的几点意见》，经常委会研究同意后，以市委8号文件下发。此文件明确了建立“下派纪委书记的制度”，制度规定，下派纪委书记候选人由市纪委提出，考察工作由组织部门承担，最后由市委常委会任免。 　　以8号文件为标志，张家界市下派纪委书记的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划化运转的轨道，并且提出这种格局将长期固定，不因人事变化而变化。 　　然而，变化还是来了，1998年以后，张家界市纪委再也没能选派出一名干部任区县纪委书记。1999年，纪委书记张贤易离任。与此同时，向4个区县选派的纪委书记，都先后调出。经历了约10年的“下派纪委书记”就此中止。 　　 　　[演变] 　　 　　“江苏曹克明模式”的推行 　　改革中止以后，张家界市纪委的不少干部，也开始对“张家界模式”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张家界模式”之所以在张家界取得过较好的效果，是由于张家界建市历史短、面积小、当时市纪委的室主任素质较高等特殊情况决定的，在全国并无典型示范意义。 　　到了2001年，“江苏曹克明模式”在全国开始推行，客观上给“张家界模式”的继续推行设定了难度。 　　如果进行对比，“张家界模式”是“条条（垂直）管理模式”，“江苏曹克明模式”则是“块块（横向）管理模式”。 　　“江苏曹克明模式”的贡献是，在同级党委和政府内部加大了纪委的力量。1983年，中央要求纪委书记参加同级党委常委，继而要求参加同级党委书记办公会。江苏的曹克明是首位省委副书记兼任省纪委书记，提高了司职反腐工作的纪委书记的权重。2001年，“江苏曹克明模式”在全国开始推行，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逐步做到地方各级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此后，各地普遍采用了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的模式。 　　到2006年下半年，地方党委集中换届中，纪委书记改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而不再是党委副书记，并且出现了省级纪委书记由中央派任的趋势。 　　 　　[评述] 　　 　　“张家界模式”的创新意义 　　什么是“张家界模式”的实质呢？表面上，是下派或“空降”纪委书记；从深层次上说，是地方纪委书记的“提名权”由同级党委调整到上级纪委。张家界市委通过的8号文件中讲得很明确：“实践证明，区县纪委书记人选由市纪委推荐，经市委组织部考察后按《党章》规定和干部任免程序任免的做法，效果很好，应当继续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名权”的调整还不足以揭示“张家界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