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失语时代.docVIP

主持人失语时代 　　作为大众传播体系中最有话语权的人，主持人既能以一己之力吸引万众关注，同时又会因为万众关注而成为最醒目的“提线木偶”。 　　 　　华语电视最有影响力的主持人几乎都在这儿聚齐了。 　　2009年上海电视节期间，东方卫视的演播厅里有一场“风从东方来――2009华语主持高峰论坛”，主题是“全球化时代如何营建华语主持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名嘴和学者唇枪舌剑，都在这里展示自己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论坛进行大半，在白岩松、袁鸣等人的鼓动下，现场嘉宾的话筒被全数“没收”，交到了台下观众手中。这个即兴的行为倒是呼应了当下的一个趋势：主持人话语权的“威权时代”已经结束。与他们争夺话语权的不仅是同行，还有原先总是沉默的观众。 　　 　　活在别人的嘴里 　　 　　伊朗政府已在6月16日全面禁止外国记者对示威活动的报道，但是不妨碍伊朗民众用Twitter传递信息，以致美国旧金山的Twitter总部原定于当月15日的系统维护被推迟，因为由无数网民发送到Twitter上的信息在这场伊朗政治动荡中正“发挥重要作用”。在希拉里的“E外交”模式下，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的作用部分被Facebook、Youtube、Flickr和Twitter这些网络平台所分担。 　　东方卫视的主持人曹可凡说，上世纪90年代他主持的一档综艺节目能达到50％－60％的收视率，而现在能有6％－7％就算是高收视率了。传播渠道多样化，传播媒体的话语权正被消解，Youtube当道的年代，只要你有DV，拍摄、上传，便可成为新闻的见证人而不是旁观者。那个坐在提词器前的“傀儡”还有什么作用呢? 　　一方面，公众似乎越来越没有耐性，不愿意做一个配合的观众。于是，在网络上最火爆的是直播间的“意外”――西装配短裤、补妆门、呵欠门。公众兴奋地看着那些端坐着的传播者在镜头前“出丑”，八卦是小民最好的安慰剂，不能撤换权威，就只有消遣权威。 　　另一方面，主持人又成为偶像制造机制的一员。主持人变为明星，身价日益炒高。浙江卫视就推出了它的“明星制主持人”，年薪60万。“主持人转会费”也逐渐成形，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是在2001年，由当时的中国广播电视???会主持^节目研究会理事长白谦诚提出。 　　当时最有话题性的转会是黄健翔，从央视到凤凰卫视，到之后流言四起的湖南卫视。后来曾有过一个“主持人商业品牌价值”的排行榜，黄健翔的“商业品牌价值”约4000万，位居第一。不过，很多人倾向于把此时的黄健翔称作“艺人”而不是主持人。放下了话筒、靠站台换取关注，这时候主持人的商业价值、公众关注度当然无法与话语权划等号。 　　在本届主持人论坛期间，《新周刊》问杨澜她的品牌价值是多少时，她回答说，不知道。少许停顿之后，她又补充了一句：关键还是能给观众带来快乐吧。大部分“有话语权”的主持人都有这样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就像白岩松说的那样：互联网时代的名利场是绞肉机，主持人用嘴活，也活在别人嘴里――这实际上说出了主持人的另一种“傀儡”状态：活在别人的想象当中。 　　注意力时代的主持人不是明星，却拥有着比明星更强大的关注度，不是艺人，却有者艺人一样的八卦困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观众的口头流传，在过去我们把这叫做观众缘，在如今或许却成为了八卦力。 　　论坛结束后，负责接送论坛嘉宾的司机很热心地告诉记者，昨天赵忠祥老师去茂名路上的一家裁缝店定制了一套西服，5万块钱! 　　 　　制度转换和公众定势 　　 　　杨澜在她的专题报告中提到了一种现象：当你去迎合社会已经存在的“偏见”时，收视率会非常高。“偏见”指那些有普遍认同，却不一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观点、价值观。 　　曾志伟则谈到自己的定位尴尬：在TVB主持“奖门人”系列娱乐节目的时候，常被人指为“咸湿佬”，到了内地本想适应内地主持风格。却仍然被用来做发声器和挡箭牌，“常常有主持人说，这句话由你来讲，我们讲不方便”。 　　早在1925年，李普曼在《幻象公众》一书中就把“公众”直接指称为一种幻觉。他认为，公众舆论“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力量”。在他另一本书《公众舆论》中，也预言了互联网时代的迷障――“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李普曼指出，迎合一个并不靠谱的大多数，有时跟一意孤行的假正经一样惹人厌烦。当然，最可怕的是把两者结合，即为“媚俗”。 　　而在我国，节目主持人的属性更为复杂。“目前我国的节目主持人仅仅是一种媒介意志的体现，他有时是一个传播者，有时又转化为‘传声筒’，受传播者的控制与操纵。他的定位始终摇摆不定，有时允许靠前，有时又只能偏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刘康在其专题报告中如此总结内地主持人的尴尬境遇。尤其是新闻节目主持人，“中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还要作为喉舌的功能而出现，由于大环境的制约，他们的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