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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机密”是怎样保存下来 　　 　　从1930年秋开始到新中国建立,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央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这批文件资料共20箱2万多件,几乎集中了中共六大以前所有的重要材料。其中包括历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文件和会议记录;有1928年到193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有中央各项决议、决定、纲领、宣言及通电、通告;有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有苏区文件和红军军事文件;有中央出版的党内报刊;有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手稿等。这些文件资料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中共的革命活动和历史面貌,弥足珍贵。 　　 　　受命于危难时刻 　　 　　1929年8月,陈为人从满洲省委调到上海,在中央军委举办的军事干部训练班工作。1931年春被法国巡捕房当作政治犯逮捕入狱,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并因此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1932年1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行将奔赴中央苏区的周恩来,突然来到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看望陈为人,“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就是请你担负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神情凝重,接着说:“我知道你出狱不久,身体有病,但情况危急啊!你的任务就是建立秘密文库。”“如何开展工作?”陈为人问。“我党的重要文献只剩下这一套了,为了保证文库的绝对安全,你由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领导,负责文库的具体工作,你夫人为交通员,单线与张唯一同志联系。”周恩来站立起来,一手紧握陈为人的手,一手轻拍为人瘦削的肩膀,“担子重啊,你要多保重!” 　　原来,为适应上海地下斗争的生存环境,中央秘书处新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现“三套制”(一式三份),一套存秘书处的文件保管处,也就是中央文库的前身;一套由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保存,后来委托共产国际代管;另一套是中央委托顾顺章代存,后来顾被捕叛变,为不连累家人,并未透露文件之事,偷偷派人将文件秘密销毁了。 　　中央档案库秘书处文件保管处的这套文件是我党极为重要的机密,是党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结晶,是革命进程的见证。时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文库不得不紧急转移。周恩来得知陈为人担任书记时的中共满洲材料保存较多,联系???陈为人办《上海报》时编印的周年纪念册,一个沉稳踏实、机智勇敢的战士形象凸现出来,于是就径直找陈为人来了。 　　 　　誓与文库共存亡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接受任务后,很快选定了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为库址。妻子韩慧英则被安排在附近的一所小学当教员,协助为人的工作。他把文库装扮成了一个富商家庭的模样,对外则以一个湘绣店作掩护。 　　陈为人严守工作纪律,他驻守文库,不与任何人有关系,韩慧英则由一个代号叫“张老太爷”(即张唯一)的人单线联系,负责文件的运进和调出。为了安全,他们还得时常搬家,哪怕是遇到了一个没有工作关系的同志,也要马上转移。为便于文件的搬运和安全,陈为人想尽了办法,他把厚纸的文件抄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密写在小说、报刊杂志上的文件、信函抄录下来,把文件的空白纸剪掉……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剪抄、归类、装订成册,终于把原有的20箱文件压缩成6箱,最后又把6箱压缩成了4箱。 　　1935年2月,敌人在一个晚上就破坏了中共的9个活动据点,位于上海法租界雷米路汀家弄文安坊6号的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遭到警探和特务的突然袭击,书记黄文杰等30多位同志被捕。秘书处负责人“张老太爷”(张唯一)来不及将二楼窗口扬起一角(表示安全)的窗帘放下就被敌人抓捕。 　　“张老太爷”机关出事一天后,韩慧英不见张按时来家送取文件,而一份上级调阅的文件和经费支出预决算表必须送出。因此,她决定次日按时前往张处看看情况。这天,韩慧英小心翼翼地来到张的住处,她习惯地举目一望,只见二楼窗户那暗红色的窗帘仍然悬挂着并扬起一角。韩慧英上前一步,按约定暗号两重两轻地敲门3次。敲了一遍又一遍……一种不祥的兆头涌上心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提醒她,此时万万不可转身离去,于是她继续敲门。门终于开了,闪出两个特务,前后挟持着将她拽进屋里。此时,屋内上下三层已空无一人,纸屑杂物狼藉一地,室内家具东倒西歪,柜子全被打开,置放在墙角的几个皮箱不见了。韩慧英被押到了法租界巡捕房。两个特务将她带到审讯室,法国警官对这位“乡巴佬女人”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审问,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好将她引渡到了中国警察局,关进龙华监狱。 　　天色很晚了,陈为人仍不见妻子回来,他断定妻子出事了。他无暇考虑营救之事,闪入脑海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火速搬家,转移中央文库。按上级规定,文库必须是单栋房子,而当时在上海租用单栋房子必修有铺保。次日,他四处奔波,好不容易才用每月30元的高价租下小沙渡路康脑脱路口(今西康路康定路口)合兴坊15号一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