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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妇女园地》看女权主义觉醒 　　【摘要】作为19世纪30年代著名的商业性大报的女性副刊,《妇女园地》在当时国共斗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成为一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女性报刊,不论是主持人的身份,还是报刊热议的内容,都使该副刊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色彩。 　　【关键词】《妇女园地》 女权主义 觉醒 　　 　　 “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在政治上为坚持“剿共”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文化领域,颁布一系列的限制言论自由的法规。1934年初,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反蒋的浪潮不断高涨之时,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在南昌发起了一个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以求“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用传统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来整治人们的思想,训导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统治。《妇女园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创刊。 　　《妇女园地》(以下简称《园地》)创刊于1934年2月18日,终刊于1935年10月27日,共出版88期,刊载559篇文章,作为《自由谈》的星期日版,内容丰富,就妇女问题,谈古论今。《园地》的整体导向和其主持人的立场息息相关。沈兹九 (1898―1989),名慕兰,德清城关镇人。早年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1921年秋东渡日本,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艺术科。1925年学成归国,先后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江苏松江女中、南京汇文女中任教。1934年主编《申报》副刊《妇女园地》。沈兹九以“兹”,或“兹九”为名在《园地》发表了24篇文章。作为该刊主编,在发刊词中就已经表明办刊目的,即“我们现在开辟了这小小的园地,希望同胞们合力来灌溉。努力来耕耘,抒写你们的所有主张,诉说你们的一切苦难;我们更接受男同胞们的一切好意的指示。希望在这崎岖的世途上,共存共营地生活。” 　　杜君慧(1904-1981),笔名卢兰,生于广东省广州市一个平民家庭。民国23年初,中国共产党派杜君慧去协助沈兹九办《申报》的《妇女园地》副刊,从此在《妇女园地》上发表了不少揭露黑暗、针砭时弊、为妇女权益呼吁的短小精悍的杂文。从1935年2月17日起,杜君慧写的《妇女问题讲座》在《妇女园地》上连载8个月,共出版36期,揭示妇女被压迫的根源,指出妇女解放的道路,??作有关妇女问题的一系列文章,经过压缩成为简明通俗本《中国妇女问题》,并于民国25年由大众文化社在上海出版;同时,她还以笔名卢兰发表文章,如短评《典型在此》、《评霄雯君的自勉自励》。 　　《园地》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妇女,她们以《园地》为阵地,发表言论,针砭时弊,在当时的妇女界有很大的影响。除了两位主持人,还有很多有名的女作家或社会活动家,她们活跃在《园地》的舞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关于“贤妻良母”的讨论 　　自五四时期以来,男女平等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30年代之初,在上海女学生的面前,林语堂进行了以“女子的职业是结婚”为主旨的演讲。这个关于女性和职业的论述,便成为“妇女回家”之论战的导火线。“贤妻良母主义”自然抬头。《园地》对“贤妻良母”问题进行了热议。 　　梨瑚认为:“女士首先犯了贤母良妻四字的曲解,和没有认清时代的错误。……乃女士不知历史是前进的。我以为:贤母是训教儿子的有方者,良妻是男子利益的扶助者。确是负担家庭一切琐务,及儿女的生养教育之责。然而决不是绝对服从,任劳任怨,至死不辞之谓。……实际采用的贤母良妻制,贤母,应以有方的训养儿子的义务为目标,而用心督促上进,良妻,应以家庭的利益为前提,而共同合作,扶助,奋斗为意志。①就在梨瑚发文后的下一期中,斐女士发文《究竟是谁向历史开倒车的呢――敬质梨瑚君》中说到:“……现在,人家是男女一齐走到集团社会,一个五年计划,又一个五年计划的,干的全世界震惊了,而我们偏还有人高谈什么贤母良妻!要妇女们回到家庭里去;难道真不怕无情的历史的车轮碾碎吗?哀哉!”潘伊红先生就斐先生回答梨瑚先生的文章向编辑部提出疑问,“只是有点知识的人,都觉得过渡时期来的重要,孙中山先生着重在训政时期也是要达到宪政的目的,斐先生和云绮先生假使是拥护男女平等的信徒,那么对于目前矛盾过渡的社会,应当抱着什么态度和办法,是不是先生们前议所能行得通的?”“贤妻良母”的讨论进一步深化具体到过渡时期(国民政府训政时期)妇女该怎么办的问题上。 　　二、妇女婚姻自由问题 　　婚姻自由倡导了很多年,但是对于当时大多数的中国妇女来说,只是奢侈品。“那些上等社会中的摩登小姐,她们有的是金钱和时间去进跳舞场,进大学,以及其他一切娱乐场所,有接近男子的机关,可以尽情地去享受恋爱中的快乐。那些中层社会的女子,则很少有这种机会。至于都市中无数万的劳苦女工和农村中的贫苦少女,往往因生活的压迫而流为娼妓,遂被迫地过那卖淫的生活,给一切她所不愿意的男子去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