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主导与市场经济二重奏.docVIP

党政主导与市场经济二重奏 　　党政主导，不仅仅是指党政掌握核心市场资源，更多是指中国党政的层级政治结构。中央和政治中间层的权力结构的周期性变动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形态的形成起到了极大作用。 　　 　　自从15年前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以来，中国上演了无数个人发达、地区飞腾的奇迹，一时商业和政治英雄的出局，企业的周期性震荡，某个地区的整体塌陷，也是不绝上演。这里既有把美好人性和天赋发挥到极致的典范，也有将潜规则发挥到无以复加地步的枭雄。最终，他们不是接受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裁判，就是要在党政主导与市场经济的二重奏下起舞。 　　党政主导和所谓的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两种市场经济模式中的后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虽然党政主导包含政府干预)，因为政府干预这个因素只能部分解释中国15年如此丰富多彩的“兴亡史”，比如说宏观调控导致的企业周期性震荡和塌陷。政府干预，人们是可以学习和适应的，但党政主导可能意味着一种宿命。 　　这里说的党政主导，也不仅仅是指党政掌握核心市场资源，更多是指中国党政的层级政治结构，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面临的遗产。套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博兰尼的说法，中国的市场经济是镶嵌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的。惯常的说法是中央和地方，或者说中央和政治中间层(省以下每一级党政相对于上级来说也是中间层)。中央和政治中间层的权力结构的周期性变动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形态的形成起到了极大作用。 　　 　　放权让利到提高中央政府汲取能力 　　 　　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之后，80年代鼓励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的做法(“放权让利”)以惯性也在延续。鼓励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曾经被认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有人认为，正是由于激烈的地区竞争，使得中国政府的效率和基础设施迅速提高到可以和其他经济竞争的水平。 　　但为市场经济正名之后，在“大干快上”的气氛下，其短期效应开始放大。到后来就成为今天仍然是中央政府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重要目标的地方保护主义(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成立至今已经6年多)。在90年代中期，人们谈起中国大国之难的时候???地方保护主义必定是赫然在列的。1993年夏天，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成为那年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为了约束地方官员的“大干快上”，除了“16条”之外，中南海还连发7个指示，国务院派出了10个督察组到全国20个省区(后来又增加了7个)监督和检查。 　　在约束地方官员，控制经济过热的背后是对中央政府财税汲取能力下降的担忧。1993年著名的《国家能力报告》甚至提到了分裂的危险。1994年的央地财政分权，是党政主导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分权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大部分公共服务(普通教育、医疗、绿化、交通等)都下放给地方政府；第二是税收的大头集中在生产环节0在这个环节里，中央政府又通过增值税的方式获得收入的大头(75％)；第三是税收外的土地收益，非正式地界定给了地方政府。 　　 　　今天人们谈到高房价，数量惊人的失地农民时，经常会追溯到1994年，地方政府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才导致了后来的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强大冲动。问题的另一面是，为了竞争，地方政府用自己在一级土地市场上获得的收益，大举投资基础设施，并以低价土地的方式，对工业进行补贴，使我国工业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超乎寻常的竞争力。其结果是直接导致工业税收大增。中央税收后来的超速增长，部分就是来源于这种地方政府地租收益的转移。 　　虽然财政分权了，但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悖论决定了效果不会立竿见影。朱?基1998年就任国务院总理后，以铁腕著称。当年为了实现工商税收过千亿，百万税收大军倾巢出动。同时誓言要彻底查清已经发生的走私案件，缉私罚没收入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中央财政留30％，其余的缉私部门和省平分。1999年著名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爆发。2000年广东潮汕地区“骗税经济”也彻底塌陷。 　　一届政府的施政未必本届就得到收益。1998年朱?基就任国务院总理时，推行的是发行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财政政策。到本届政府，中央税收的超速增长持续如此多年，这种政策才逐渐淡出。 　　 　　对中间层与市场联盟的认可 　　 　　除了因为遏制经济过热风险，中央必须约束中间层(比如2004年的铁本事件)，为了提高中央财力，要和中间层分享企业税收外，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央并不排斥中间层与市场联盟。特别是提出三个代表之后，这种联盟也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正当性。 　　并且，这种认可也是由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定的。毕竟中国的超大性，决定了中央政府的基本路线，必须预留给中间层自由裁量的部分。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微观利益集团的弱小，这种自由裁量权决定了政治中间层充当了创新主体。 　　由于都是持续在规则破立、合法和非法之间走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