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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启示 　　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我国已经走出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国际经验表明，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即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可能会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动力强劲并保持一个较强时期的经济增长；另一种是进入“矛盾凸显期”，矛盾激化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引发动荡。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关键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才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保障。而行政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本文仅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出发就我国经济发展关键时期的行政改革谈一些看法。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若干主题 　　 　　以经济分析方法著称的当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正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全新扩展。 　　公共选择理论，就是把经济分析工具应用于政治研究领域，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去考察政治领域中的集体决策或其他非市场决策。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实际上是经济理论在政治活动或政府选择领域中的应用和扩展”。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政府行为非理想化所作的分析、针对国家干预过多而阐明的“政府失败论”、所倡导的进行制度和宪法改革以从根本上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论”，被认为是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最有摧毁力的打击，代表了美国经济学中日益扩展的新自由主义趋向。如今，公共选择学派在美国正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堪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相媲美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并且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这一理论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建设也不乏借鉴。 　　其一，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引入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以此作为考察个人与政府决策行为的出发点。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西方经济学中广泛采用的“经济人”假设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领域，也完全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中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总是遵循趋利避害、舍小利求大利的行为准则。同样，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利为目的。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权力、地位、威望、支配力……)，而并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不管是在哪一级公共机构服务，只要有可能，官员们便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最大利益(或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或心理上的)的决策。公共选择学派认为，那种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割裂开来，将人们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截然分开的“善恶二元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支配人们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动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以自利为行为准则。因而，没有理由把政府看作是超凡至圣的机构，没有理由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布坎南明确指出，人们并不是为了追求真善美而是为了去实现各自的利益而参与政治活动。他甚至宣称：“在公共选择中，诸如‘社会目标’、‘国家目标’或‘社会福利函数’之类的东西是完全不存在的。” 　　其二，政府失败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公共选择学派得出了“政府失败”的必然结论：政府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纯洁无私和正确无误的天性。国家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这里作出决策的人与其他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同样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者。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过多的国家干预只会扰乱和破坏经济生活的内在自然秩序，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危害民主制度的生存。因此，必须大力减少国家干预，尽力发挥市场的功能。政府干预永远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只有当事实确实证明市场解决比政府干预代价更大时，或者更恰当地说，只有在政府缺陷明显小于市场缺陷下，才可以选择适当的政府干预。“政府失败论”是公共选择学派最重要的分析结论，它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论点。这一论点的提出具有历史意义。20世纪5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曾以“市场失败论”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说作了否定；现在，作为新自由主义流派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又以“政府失败论”否定了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对国家干预主义作了否定之否定。 　　其三，制度约束论。“政府失败论”的分析，使公共选择学派得出了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结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