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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与谐社会立法之道 　　在法治的价值取向中，处于基础与引领地位的始终是公平与正义。因而，维护公平、实现正义成为了中国今后立法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 　　 　　和谐社会需要法律温情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公平正义的实现又有赖于法治的公正。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是社会共同体的最高价值和规则。法律如果不公，就意味着社会正义计量器的定盘星错位了。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存在着不少背离人们期待的现象：在财产权保护中，人们发现宪法的庄严规定在现实中缺乏具体的保障，而显得十分脆弱；在平等权保护中，人们发现因现有制度安排本身存在的种种不平等，而带来了操作层面的难题；在生命权保护中，人们发现人类最重要的生命价值往往被扭曲，为维护生命的尊严常常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正是这种理想和现实状况之间的冲突，使一些社会成员为追求基本价值和权利，不得不在法律体系之外寻求救济，也由此造成了构建社会和谐道路上无法绕过的障碍。一定意义上说，法律维护公平正义应有功能的缺失，成为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农民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个例。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生活在城市的特殊群体，他们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但他们实际分享到的发展收益却甚少，农民工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及合法权益还频频遭受剥夺和侵害。然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他们真正可以得到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渠道，往往又非常狭窄。农民问题专家李昌平曾立言，“农民的贫困源于权利的贫困，源于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如何从法律制度上尊重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消除对他们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公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的确是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2006年9月，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实施的《福建省失业保险条例》，引人注目地对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失业保险做出专门规定：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可以不缴纳失业保险费；自愿缴纳的将享受与城镇失业人员同等的失业保险待遇。这是地方立法机关坚持立法为民、促进公平和谐的一次生动诠释。这一积极举动，其实就是通过法制创新，把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纳入一个新的法律制度环境中，并以法律保障他们获得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更多的发展动力。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社会的和谐需要法律的温情来滋润和关爱。 　　 　　在平衡利益中追求公正 　　 　　法律是人类社会的一项特殊的发明。这项发明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承载着平衡不同主体之价值诉求的使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个领域利益机制的启动，人们的利益意识和主体意识日渐高涨。各级立法机关正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各方面利益表达和利益要求所带来的压力。这实际上也就对立法者们的利益综合能力和综合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立法的水平和质量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利益的协调和综合艺术上。 　　譬如，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有280多个大中城市相继出台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法规或规章。但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遭遇到民众日益强烈的有声抵抗。于是每年春节，这些地方都不得不派出上万人的执法人员上街严防死守，仍无济于事。迫于民众压力，已有许多城市不得不解除禁令或者改为限制燃放。“禁放令”遭遇到了尴尬。而另一典型个案是2004年正式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一法律确立了生命权高于路权的原则，在权利和责任的分配上采取了倾斜于行人的分配方式。正是由于这种以人为本、保护弱者的姿态，使其一问世，就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广泛赞誉。但这样一部“亲民法”实施不到一年，就出现了许多立法者未曾预料的问题。该法第76条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交通事故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使机动车司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不公平的判罚接踵而至。不仅如此，相关立法的缺失也产生了许多原先预计不到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相关法规缺位，使得司机一方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而另一方面却无法通过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获得相应的社会救济，本应由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被不合理地转嫁给了司机。 　　应该说，无论是“禁放令”还是“道交法”都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然而，有民意基础的立法却又为什么会遭遇如此众多的质疑和越来越强的挑战呢？细究根源，其反映出来的是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和由此带来的立法决策中利益调节所面临的两难抉择。一方面，禁放无疑有利于减少燃放烟花爆竹所产生的社会危害；但另一方面，以立法手段取缔或改造的是几千年来我国人民曾经广泛享有的传统习俗权利。这两种利益冲突的存在且立法未予有效地协调和权衡，必然导致了现实中“你禁你的，我放我的”的尴尬局面。同样，“道交法”也存在着正确调整人、车、路三者的关系，合理确立生命权与路权之间价值取向的矛盾和问题。 　　正确、科学的法律创制，是建立在合理、有效的利益综合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立法的目的应是公平合理地分配与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