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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士人人格精神 　　关键词：汉初士人；人格精神；事功精神；爱国精神；忧患意识- 　　摘要：汉初政论文的阳刚风格展示出汉初士人奋发扬厉的人生情怀和积极用事的昂扬姿态，展现了汉初士人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格精神魅力与我国优秀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具体表现在热衷政治的事功精神、维护大一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魅力。 　　中图分类号：K 234 文献标志码：A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曾指出：“作品蕴含着文化密码，也蕴含着作家个人心灵的密码。依赖文本及其叙事角度，进行逆向思维，揣摩作者心灵深处的光斑，情绪和疤痕，乃是进入作品生命本体的重要途径。”杨义先生指出的这条方法不失为一条创新的研究方法，因此，笔者试图从文本出发，探析汉初政论文背后所隐含的作者的人格精神、人生态度和人生追求。 　　汉初政论文，以贾谊和晁错的文章为代表，其总体风格特征为阳刚壮美，风格即人格，汉初政论文的阳刚风格正显示出汉初士人奋发扬励的人生情怀和积极用事的昂扬姿态，展现了汉初士人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格精神魅力与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人文主义精神。今人谭家健说：“议论散文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就是作者自己”，的确，汉初政论文，虽为上书言政所作，但其中所反映的作者的人格与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深刻感人的形象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本文分别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热衷政治的事功精神 　　 　　关于“事功”二字的记载，最早出于《周礼?夏官?司勋》，而先秦典籍中影响较大的是《左传》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里所谓的“功”即事功，亦即事业和功绩，这是古文献中最早将事功作为人生和社会价值的说法。所谓事功精神，根据冷成金所言，并不仅仅指一般意义上的追求功利的思想和愿望，更重要的是指与心性哲??相对的一种经世济时，关注国计民生的“经济之学”。传统的事功精神注重现实需求，提倡“通经致用”，“崇本抑末”，并善于将各种思想理论融化为解释现实需求的工具，因此表现出浓厚的“实用理性”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作家大都有建功立业、追求不朽的性格，这在汉代士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汉朝的官吏，集政治家、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为一体，士人心目中的“立德”、“立功”的想法比以文扬名的想法要强烈许多。贾谊、晁错的西汉鸿文，对政治表现出空前的热衷，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连在一起，通过对政治的关心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念，表现出强烈的建功立业的精神。 　　如果说先秦诸子是从思想理论上阐述了治国之道，那么汉初士人则是以文化传播者和建设者的姿态，第一次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深化了先秦诸子的治国理论，为统治者谋划治国安邦的长久之道。在振兴家国的强烈愿望驱使下，汉初士人们尽可能地寻找机会参与政治活动。《史记》载：“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文闻于郡中”，贾谊年少多才，以自己的才华赢得了河南守吴公的青睐，后因吴公举荐，文帝时召为博士。二十出头的贾谊，少年得志，思想敏锐，才华出众，功业意识强烈，“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早年的贾谊少年得志，满腔报国热情寄于篇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稳定和加强汉王朝统治的积极建议，颇得文帝信任。但因遭受周勃、灌婴等朝中权贵的嫉恨谗毁，文帝疏远之，贬为长沙王太傅，虽然遭贬，贾谊并未忘却时政，远在长沙的他仍心系洛阳，作于此时的《谏铸钱疏》、《谏封淮南四子疏》、《请封建子弟疏》等7篇文章(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贾谊集》附录：贾谊生活时代大事年表)可以说明他对国家的关心和时局的关注。 　　贾谊、晁错把文章所具备的“经国之大业”的政治功用进行充分发挥，其文章都是有关当时重大国事和国策题材的创作。从治国策略上看，他们都提倡仁政的思想，主张以民为本，而且礼法结合。 　　 　　1以民为本，倡导仁政 　　贾谊的仁政思想直接源于对秦亡历史教训的分析。贾谊的《过秦论》一文，历数秦王赢政立国后，在统治策略上的种种失误，终于酿成了陈胜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局面。“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秦亡的教训给文帝敲响了警钟，只有施行仁政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新书?大政上》的开篇集中论述了他的“民本思想”，“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