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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两大学统 　　[摘要]每一所大学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但不是每所大学都形成了可以言说的属于自己的所谓“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中国大学很多，有学术特色，形成学派的却很少。“学统”是“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合称。“大学精神”是校长、教授和学生三者合力的社会化展示；“学术传统”是“大师”的魅力发散。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分别代表了激进和保守――也就是“新青年派”和“学衡派”――的两种传统，其激进和保守，作为一种文化姿态各自在大学校园展示出来，也显示出其所支撑的思想资源与文化背景，同时造就了不同风格类型的文学观、语言观、人员构成及杂志。 　　[关键词]两大学统　北京大学　东南大学 　　[作者简介]沈卫威(1962―　)，男，河南省内乡县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1－0024－09 　　 　　1949年之前民国时期的现代大学形态，基本上是三大板块：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教会大学相对于中国政府的学校实际上也属于私立)。办学首先需要经费，上述三大板块的大学群落的经费来源明显表现为，公立大学由政府出资、私立大学由民间集资、教会大学由教会赞助。由于经费决定办学，所以就出现了大学运作中三种力量：公立大学受制于政府的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校长的任命和经费来源上。私立大学受制于民间财团和个人的资助，受校董事会的权力制约，但同时受校长个人人格魅力的强烈影响，因此体现出私学家法的特性，尤其注重学生的人格陶冶。教会大学的特殊属性是有必须要遵从的教义教规的前提，和西洋文化的接受，才可能有自由发展；同时，由教会力量对学生进行心灵的渗透。民国时期公立大学必须--要面对的动荡就是政治势力作用下的校长任命和学潮。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相对则稳定得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都有过因校长去留和任命时发生的动乱。一旦有好的校长，则可以稳定、发展和振兴学校。如罗家伦稳定发展中央大学九年，梅贻琦稳定??展清华大学十八年，竺可桢稳定发展浙江大学十三年。 　　本文所谓的“学统”，是以公立大学中的国立大学为讨论对象。首先我引用霍尔丹勋爵在《大学和国民生活》中的名言：“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因为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必须要承担起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人才培育、学术研究的重任，在此之上，则是民族文化精神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担当。这是民族国家对自己国立大学的政治期待和要求。因此，罗家伦1932年上任伊始，首先在《中央大学的使命》的演讲中强调“要把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自在属性，是国立大学所没有的。因此，国立大学的教授们一直在争取教育独立，即争取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但始终没有成为现实。这自然是由其本身的“国立”属性所决定。 　　 　　大学空间 　　 　　激进的“新青年”―“新潮”派的学脉在大学空间的分布 　　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学统。因为他们有师资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对后几所大学学科建设的支持，同时也带来了北大求新、求变的学风和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发散。《新青年》所张扬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为后来者树立起鲜明的标杆。如《新潮》对《新青年》继承和超越时所列举的新“元素”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这自然与胡适作为前者的“顾问”、“指导”有密切的关系。 　　广东高师向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转型过程，与广州作为国民党革命的中心有关，这个转型的实际师资力量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的雏形，尤其文科简直像―个新的北京大学。据1927年8月25日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第19期的《本校文史科介绍》所列的教授名单看，他们大都是出自北京大学：“除须聘傅斯年、顾颉刚、江绍原等人外，新聘的教授有汪敬熙、冯文潜、毛准、马衡、丁山、罗常培、吴梅、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商承祚、史禄国等。”当然一部分人并没有聘到，但也有前边没有提到的如鲁迅、许寿裳、容肇祖(元胎)、董作宾(彦堂)、何思源(仙槎)、朱家骅(骝先)、伍叔傥(倜)、罗庸(膺中)、费鸿年等都先后到了中山大学。从颐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日记看，他到中山大学的第一个月(4月17日―5月17日)和1927年10月13日―1929年2月24日的这段时间里，其人事来往，几乎都是北大的故旧。 　　顾颉刚本人具有编辑刊物和丛书的实际工作能力，他效仿北京大学文科的作法，为中山大学做了如下筹划： 　　今日议定刊物四种： 　　(1)文史丛刊　由文科主任及各系主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