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与自主治理社会转型视野中治理.docVIP

现代国家与自主治理社会转型视野中治理 　　摘 要：西方近代历史的经验表明，转型社会对基层自治秩序最为重大的挑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权的扩张一方面成为“政治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同时，如何控制行政权，避免与社会自治秩序冲突也是政治科学的关键性议题。人类文明中存在两种政治秩序类型：一种为“单中心秩序”，建立一元化管辖权，造成中央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冲突，使自治的体制瓦解；另一种为“多中心秩序”，实现中央与地方管辖权的交叉与制衡，形成自治的制度基础。自治秩序的制度前提一定是“多中心秩序”的政府层级安排。因为，只有这种“重叠管辖权”的政体模式才会在政府之间形成围绕自治体的竞争关系，否则，各级政府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社会自治也将成为一种乌托邦的想象。 　　关键词：自主治理；社会转型；现代国家；重叠管辖权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6－0041－06 　　 　　 在《联邦党人文集》的开篇，亚历山大#8226;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1]（p.3）这种对人类理性的忧虑关涉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一种中道的政体选择必须兼顾政府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利”两大基本价值，“政府的权力要大，一个条件是政府要能够相对地独立自主，不受被统治者的指挥干扰。人民的权利要不受侵犯，一个条件是让政府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也就是削弱政府的独立自主”[2]（p.127）。偏废于任意一方的政体选择，都很容易导致政治共同体的解体。这也一直是整个西方政治发展史中的重大难题：古希腊各城邦公民享有自治，却无力抵抗斯巴达的入侵；罗马帝国雄心伟业，却无法保护基本的社会自治空间。因而，对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若想逃离城邦与帝国政治的悲剧，必须在政体科学层面来平衡社会自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即在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场景之中，社会自治首先是事关国家政体安排的政治科学，若缺乏合理的政治制度层面的架构，自主治理肯定是一种想象中的乌托邦。 　　文森特#8226;奥斯特罗姆夫妇一直在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们从托克维尔和联邦党人的思想中去寻找资源。发现美国建国时期的联邦党人运用了一种不同于欧陆传统的单一层次的政治组织原理来构建现代国家，采用一元多样层级式的联邦组织模式，实现了国家政治权力与民众自主治理之间的平衡。然而，以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视野，国家政制设计的前提一定是以社会民情结构的变迁为基础的，因为在传统的“贵族制社会”中，构成社会运行机制的基础性力量是封建式的权力，只有当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趋势迫使现代国家成长的时候，我们才会思考自主治理成长的政制空间。因而，对于处于急剧社会转型中的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成长才是社会自主治理的根本性前提，倘若这种政治科学没有紧跟社会转型的步伐，则“价值的僭政”[3]会频繁发生，治理的僵局将难以突破。所以，我们主张，必须将自主治理的理论纳入西方变迁社会的历史视野中才能够厘清它的功能和价值。 　　 一、社会转型的逻辑：从“贵族制社会”到“民主社会” 治理之术的基础在于对宏观社会大趋势的洞察。1831年，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深刻地洞见到社会演进的基本趋势即身份平等，并断言“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然而，美国社会又是极其独特的，因为它没有经历过身份平等之前的封建历史，所以，美国的民众感受不到社会转型的阵痛，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在现有的民情社会结构基础之上打造一个现代性的政制架构，平衡国家权力与民众权利，为自主治理开辟稳固的制度空间。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从“贵族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是不可回避的历史。比较两种社会形态的异同，我们会发现，“贵族制社会”与“民主社会”的根本差异在于构成社会结构的基础性力量不同：前者以权力为基础，后者以功能为基础，处于两者之间的转型社会，其关键就是要实现对封建的、碎片化政治权力的“规训”。 　　在贵族制社会的政治图景中，政治权力的统治权被拥有土地和统治居民的家族据有，统治权的更替是按血缘关系的继承而世代相传的，权力是处理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唯一手段，而权力的来源则是土地。社会大流动的内部绥靖机制（比如信息的收集和储存、物质生产等）没有形成，所有的阶级之间的界限明显，没有交叉，恰似两条永不可相交的平行线。诚如德鲁克所言，“在西方传统的多元化中，国王高于公爵，公爵高于伯爵，伯爵高于骑士，骑士高于自耕农。每一等级都对其下面的等级拥有权力，而且每一等级只在其领地之内行使权力”[4]（p.63）。民众根本没有现代国家的权力的认同观念，只有对直接统治的、地方性的小共同体有归属感。由于形成各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