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变迁与侗族大歌保护多重两难.docVIP

社会结构变迁与侗族大歌保护多重两难 　　[摘要]本文以南侗传统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大歌当下生存样态的影响展开，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大歌保护中“个体性”与“群体性”、“原真性”与“多元性”、“整体性”与“特指性”三对核心关系的处理上，在陈述大歌保护对象之复杂性的同时，呈现出大歌保护机制建立过程中将要面临的多重两难格局。 　　[关键词]侗族大歌；社会结构；三对核心关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3-0054-7 　　 　　大歌，是侗人复杂歌谣体系中的一种，侗语称“嘎老”[al laox]或嘎玛[al mags]。[al]可准确译为汉语“歌”，[mags]和[laox]是近义形容词，在侗语中常作“大”或“老”之用。作为典型的多声部歌唱，大歌流布于侗族南部方言区第二土语区两省四县的侗人生活中。以南侗社会结构变迁为视角，本研究所关注的是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侗族大歌，其当代保护机制中面临的多重两难问题。对于侗族大歌来说，以“亲缘一地缘”为基础的南侗传统社会结构是其在民间生长的文化底线，而乡村社会结构的当代变迁则从根本上影响到大歌当下存在方式，并为大歌的保护带来诸多难以回避的两难问题。 　　从已有研究来看，侗族大歌之所以长存南侗一域并以全民参与的方式介入到民间生活的各种细节，根本原因在于其传承、传播、展演等等行为方式均与南侗传统社会结构相融合呼应。南侗人以稻作为生，世代定居且安土重迁，传统的社会结构以“亲缘”与“地缘”为纵横展开。透过同地缘歌班组织、近地缘内婚制度和远地缘村落结盟，南侗的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被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一种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前，侗族大歌的操弄几乎完全依附且融化于此社会格局当中，同时，歌唱又反过来成为南侗人维系和强化传统人群关系的极重要的文化符号。 　　作为一个农业社群，南侗社会结构在当下最明显的变化，即是“业缘关系”对于“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渗透。以商品经济、人口流动和九年义务学校教育为基础的业缘关系在90年代以后南侗农村的普遍形成，对大歌的生存带来根本影响。频繁且巨量的人口流动，使大歌的基础组织“歌班”几近瓦解；内婚制度的解体和婚恋方式的变化，使大歌失却原有的人际沟通功能；同时，大歌的传承完全打破原有的地缘和亲缘边界，以学校、舞台、媒体、网络等多种方式在民间并存。上述种种当下事实，为大歌保护策略的筹划和践行带来颇为复杂的现实局面。 　　 　　一、业缘介入：社会结构变迁与大歌生存样态的整体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业缘关系”开始全面介入到南侗传统的“亲缘一地缘”二元人群结构当中。在社会学的解释中，业缘关系是在广泛社会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由职业活动而结成的人际关系。90年代之后，南侗实现了全面三通，通电、通路和通电话打破了南侗半封闭人文空间，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对第三产业的强调促使南侗经济迅速转型。6到16岁的未成年人基本都在学校上学，而17岁到50岁的成年人大多都在城市里打工。业缘关系的全面介入迫使传统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松动，而大量游客的涌入，也令南侗本土生活方式与观念发生巨大转变。 　　时至今日，农业依然是侗家生活的根本，但土地与农人的关系、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社群内外部关系结构却发生了明显改变。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半世纪以来的侗乡经济格局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化的市场经济不断转型。侗乡的产业结构调整典型体现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以侗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旅游业成为第三产业的经济支柱。而无论是发展旅游还是外出打工，以大歌表演为基础的民族风情展示都已经成为重要经济来源。 　　 　　 　　 　　 　　随着侗乡的开放、经济结构调整和学校教育的普及，侗乡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外出打工使大部分青壮年侗人常年远离故土，村寨内往往只剩中老年和孩子们留守。又因为义务教育和学校的普及，稍大一些的孩子要去很远的县城、州府或省城上中学、高中或大学，因而真正长期留守农村并担任劳动力的多为中老年侗人。人口流动的加剧和经济生活方式的调整，使得侗乡传统的“近地缘内婚”制度明显松散起来，远嫁娶他乡的情况比比皆是，侗人婚恋观念和风俗对年轻人的约束力正日益失效。 　　站在“侗族大歌”的角度来看，业缘关系对南侗社会结构的介入使大歌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近二十年来大歌流行区域明显萎缩，在总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侗乡，传唱于不足10万侗人之间。在下表中，笔者从组织基础、传承方式、展演模式、形态特征、功能目标五个角度，分别对大歌的传统生存样式与当下实际状态进行比较，并由此呈现传统的大歌生存样态在当下的整体变迁方式。 　　在“业缘关系”充分47A之后，对于南侗人来说，歌班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