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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十九问 ? [精华] 为什么“东方之冠”被当作中国馆主体建筑的构思主题？如果‘冠’是一种标明个人身份地位并将其纳入社会秩序的形式化工具，这一主题表达了什么样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 ？它与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关系是什么？在当下被权力与资本意志、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主导的城市里，因为什么或依靠什么才能让生活‘更’美好？让‘谁’生活更美好？为什么国家馆和地区馆的整体布局展现了“中国文化、东方哲学对理想人居社会环境的憧憬” ？如果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人’关系的原生价值在于对人自身意识德行的关注，而并非‘天尊地卑’的形式象征和秩序规范，那么以国家馆为‘天’并以地区馆为‘地’的‘整体布局’是在图像化一个尊卑有别的社会秩序，还是在憧憬“理想人居社会环境”？依此而言，国家馆主体架空形成的开敞空间能表达“开放性、公共性的现代意识” 吗？如果这种“现代意识”脱离不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或者如列斐布尔所言，公共空间的意义是由人们的社会活动所‘生产’，那么国家馆之下的开敞空间将容纳什么样的公共活动和意识？为什么‘匠人营国’所遵从的‘九经九纬’被当作“屋顶平台建筑构架的文化基础” ？‘匠人营国’是战国《考工记》中的一段，其书在汉代被收入《周礼》，替代丢失的原《冬官》篇，成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末篇，那么这个背景之下的‘匠人营国’、‘九经九纬’内含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如果《周礼》是中国古代官制典籍并用于建构天子诸侯百官民众的尊卑、宗法与等级制度，再进一步成为规定上至人伦统治下至日常事务的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那么这就是2010年中国馆“屋顶平台建筑构架的文化基础”吗？以严格遵从自天子王城到平民房宅的等级制度而规定的城市与建筑形制为什么能“让生活更美好”？为什么一个巨大的斗拱的简化‘造型’被当作中国馆建筑形态文化表达的手段，并可以形成“传统建筑的当代表达” ？如果斗拱作为中国传统木建筑的构造元素表达了传统建筑工匠对材料的理解和运用以及木制建构文化的创造，那么这种把握材料、建造与形式关系的智慧和创造性可以被一个模仿的象征符号表达吗？如果斗拱从构造为主转向装饰与礼制等级为主、构造兼有的历史演变恰恰契合了从建筑的自主性到建筑的政治符号化之转变过程，那么今日将斗拱彻底转变成象征符号是不是这样一种‘建筑文化’的终极表现？从古代设定檐下斗拱的数量和组织以适应巨大的屋顶转变成当下中国馆斗拱‘造型’本身的巨大，从精巧独特的木构技艺转变成上世纪中旬就已经被日本建筑师探索的“现代简约”形式，这种“传统建筑的当代表达”显现了什么样的“中华智慧”？最后，在我们展示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之前，或许需要回到问题的起点：谁的生活？谁的城市？? 当学术不再权威当知识不再经济生活更美好于丹说：“吾日三省吾生,为人谋而不忠乎”赵本山说：“忽悠，地球人都知道”葛优说：“我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 中国馆的问题是企图用形式来“表现”（而不是承载）公共领域。在这个方案中，我们看不到公共空间、看不到人的活动、看不到建筑环境与社会和人群的契合。在此，“公共领域”是以暗喻存在，而不是通过人群的活动和互动。该方案预设了一个理想的使用者（及相应的使用模式）：一个奇观的观看者，一个财富的朝圣者，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它试图陈述“我们是什么”（what are We），而不是“我们如何”（How are We）。? 《读读掉天问有感》中国馆的问题是企图用形式来“表现”（而不是承载）公共领域。 这是不是和我们文化中一直缺少对个体的人的关注有关？这么大型重要的项目来了，建筑就不再是一个建筑了，非要成为一个“表现”，一个象征，这么一来后，就没有具体的使用者，没有具体的条件，没有建筑自身确切地目的，而是要达到一种奇观, 平地起高楼， 掌门人可能有研究，我瞎想中国文化里的塔是不是类似的例子呢？很多批评都指向制度的问题，我想制度也只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部分，我更愿意在文化里看，论坛里发了这么多中国馆，基本如出一辙，我很难想象这么多建筑师都是主动向制度献媚，反而我倒是觉得这样一种图像，是不是我们一直所想象和所希望建造的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此大斗是最正统及时的典范。这样一来，问题就不是何做了个差劲的中国馆或者我们选了个差劲的中国馆了，而是我们为什么做不出一个好的中国馆了。我原来说过： 看了这个坛子里很多中国馆方案，似乎所有的都是从大的形式入手，然后比概念比形式感比流行比谁的杂志新，比谁揉和大师揉和得好。当然这和中国馆这种项目这种竞赛模式有关，但全球华人里面，似乎总应该有一两个有些特别的，跳出这种赤裸裸的手法的方案吧？比如说，哪怕简单的从一个概念(非形式的)，一个基地条件，一个功能要求，一个事件，一种技术出发都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