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蚁族”.docVIP

编者按: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让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一个“蚁穴”，他将自己所研究的这个“高知、弱小、群居”的群体称为“蚁族”，也同样使他们成为今日中国最具话题性、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蚁族”走上时代议程的前台绝非偶然，这个“现象级”群体浓缩着当代社会众多社会因素，如果存在一份“蚁族”的DNA化验报告，那么你很可能在结果中看到这样一串词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穷二代”、高房价、理想与现实落差……然而，当我们走近他们时，却发现这一群体有着十分旺盛的生命力，他们对现实的压力发出了有力的质问，“谁的青春不是苦过来的”。他们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如同蚂蚁，该群体高知、弱小、聚居;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低于350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住宿条件简陋，狭小杂乱，已经形成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蚁族总体上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较低，大约84%的人感到不满意，而仅有1%感到满意。 　　这一群体的人数，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而根据笔者在广州、北京等地的观察与调查，在城中村、平房区等低租金、低生活消费区，同样聚居了大量低收入大学毕业生。他们与在城乡结合部或近效农村居住的“蚁族”一起，事实构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蚁族”群体。 　　有人认为，“‘蚁族’是继中国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这一判断是笔者首先所质疑的。弱势群体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概念。弱势表明处境不占优势，并且缺乏改变其境遇的条件，通常也被翻译为“弱者”。同我国三大弱势群体一样，“蚁族”具有很强的同质性、集中性和群体性。他们目前的处境肯定不占优势，但其也有明显不同于其他三大弱势群体之处。由于各种原因，三大弱势群体大部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弱势贫困处境的。比如下岗工人，即使再就业，也最有可能是在收入最低端的部门工作，而低工资的职员比起高工资的职员更有可能经受下岗。而农民和农民工因着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的户籍制度的体制性排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想短期内摆脱弱势处境更是不切实际的。 　　很明显的特征，“蚁族”均为年轻人。一般而言，年轻人在最初的工作中处于相对较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其正常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收入和待遇是否具有合理性，这种处境是否只是短暂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自己努力就能创造条件改变现状?或说我们的社会是否为他们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公正通畅的渠道? 根据调查显示，“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年收入在10万以上的只占到8.2%;父母处于社会中下阶层(其中有相当部分与三大弱势群体身份重合)，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3.5%和8.5%;同时，从就读学校质量来看，也存在较大的偏向性，超过90%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根据笔者的调研经验，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往往逃避被调查，因而，非重点大学毕业生在蚁族中的比例应该略有下降。)总体上呈现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地获得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和较低的就业工作的倾向。 　　让我们从更为宏观和多元的视角来探讨“蚁族”和弱势群体的问题。 　　按照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假定，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市场)造就的贫富分化，可通过次级机制(再分配)弥补。但中国改革的路径具有单向度的特征，基本限于经济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触动较少。由于缺乏法治和相关制度的保障和调节，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与再分配对贫富分化却在同一方向上起“共谋”作用。根据孙立平等人的研究，这促使中国社会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主要为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形成，社会结构趋于固化。 　　如前所述，下岗职工即使再就业，也最可能从事收入最低端的工作。而对于农民和农民工，体制性排斥更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鸿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产品的分配，以及政治(如城乡选举人大代表比例—4：1，“同命不同权”，致使处于弱势的农民的话语权疲弱)和教育、文化权利，都与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的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分配”不公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及地区差距。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接近0.5(2006年至200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为0.47)，超过国际警戒线0.4。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根据户籍制度决定工作岗位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主要以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外来人口的就业限制过多。这些对出身低微、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