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忆罗一个特殊名字.docVIP

冯忆罗一个特殊名字 　　2005年仲夏时节，我和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英雄之魂》大型文献片的摄制组同志一起，如约到北京采访原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女儿――冯忆罗大姐。 　　在采访中，大姐平实的语言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满怀激情地向我们介绍了父亲冯仲云、母亲薛文以及他们的战友30年代初在中共满洲省委时，领导东北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所作的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其中，谈得最多的是东北抗日武装的创始者――罗登贤。 　　大姐刚刚提到罗登贤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陶铸同志于1935年在国民党监狱中所作的咏志诗：“秋来风雨费吟哦，铁屋如灰黑犬多。国未灭亡人半死，家无消息梦常过。攘外空谈称绝学，残民工计导先河。我欲问天何聩聩，漫凭热泪哭施罗”。诗中的最后一句就是为悼念邓中夏（又名施毅）和罗登贤而作。由此我已经感觉到大姐的名字一定与罗登贤有关。果然，大姐点点头，深情地向我讲述了她的名字的由来： 　　我父亲冯仲云于1927年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组织上派他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党工作，他在哈尔滨的公开身份是东北商船学校的数学教授，这所学校实质是为北洋海军沈鸿烈系统培养人才的军事院校。为开展地下党工作的方便，父亲一方面把在北平就读的母亲薛雯接到了哈尔滨，另一方面在松花江北岸离学校较近的牛甸子岛上租了一幢俄式木板房安了家。这地方成了中共北满特委的一个活动点。1931年初秋的一天，我们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瘦高个子，身穿一件浅灰色长衫，他的样子既庄严又和蔼，讲一口北方话，偶尔还露出些广东口音。他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派驻满洲省委的代表达平（罗登贤同志的化名），前来北满巡视工作。罗登贤是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同志陪同来北满的。罗登贤同志住在我们家，他常在我家开会，商谈工作。那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哈尔滨商船学校的教授，母亲是满洲省委的交通员。1931年11月，满洲省委书记张应龙、军委书记廖如愿、宣传部长赵毅敏等人先后被捕，省委遭到严重破坏。12月初中央任命罗登贤为满洲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我们的家也随???从江北搬到了江南，父母留在省委秘书处工作，我们在哈尔滨的家就成了满洲省委的机关。 　　1932年4月26日，我出生在哈尔滨，父母亲为我取了乳名囡囡。母亲是省委的文秘和内部交通员，她产前挺了大肚子，把文件捆绑在她的肚子上，产后孩子尚未满月就开始了把文件捆绑在襁褓中的孩子身上，抱着我出去执行任务，传递文件。为了安全，罗伯伯（罗登贤的年龄比父亲年长三岁）耐心地教导母亲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我是早产儿，罗伯伯更心疼我。只要他在我家里，他就不让母亲抱我出去，常常是一只手抱着我轻轻地摇，一只手还要写文件，同时还要警惕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应该说，我很幸运，还在娘胎时就和母亲一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就受到罗伯伯呵护。 　　母亲曾经告诉我说，我在婴儿时就感受到了他那从容、温馨的爱，就和罗伯伯一起工作了。有一次,党在哈尔滨准备组织一次伪军警备队士兵起义。为了这次行动，需要印制大量的宣传品，时间十分紧迫。一天夜里,满洲省委的同志把印刷机搬到我们家。时任省委书记的罗伯伯亲自用毛笔蘸着阿莫尼亚药水写蜡纸，母亲和赵尚志叔叔负责印刷，父亲一面放哨,一面检查纸张。我躺在藤箱子里，被阿莫尼亚药水的臭味儿熏得哭个不停，直到累了才睡。午夜两点多，窗外传来阵阵的狗叫声和咔哒咔哒的皮鞋声,是伪警察巡路来了。负责望风的父亲急忙跑来提醒罗伯伯注意。母亲灵机一动,一只手掀着纸,一只手捏着熟睡中的我的鼻子,又在我的腿上、屁股上使劲地拧着，我疼得哇哇大哭。哭声淹没了印刷机的声音。外面的脚步声时断时续，母亲一听到声音就来拧我，疼的我两只脚直蹬，罗伯伯见了难免心疼。工作一结束他立刻抱起我，心痛地抚摸着我身上亦青亦紫的伤痕，轻轻吻着我带泪的脸，怜爱地说：“可怜的小囡囡，让你受苦了！为了安全完成任务，不得不让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啊！”这次准备士兵起义的工作虽然未成功，但我的哭声却掩护了秘密工作的进行。 　　1932年秋，父亲被罗伯伯派赴汤原领导创建抗日游击队，我父亲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在我父亲临行前，罗伯伯在哈市南岗吉林街某号小房内，指示父亲去汤原后的工作任务和方法。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父亲和罗伯伯最后的一次会面。1933年，父亲从汤原组织反日游击队归来，罗伯伯却因为抵制北方会议的错误，已被撤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职务，去沈阳指导工作。从此，这一对亲密的战友再也未能相见。但是，罗伯伯给父亲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1946年9月，已经担任松江省主席的父亲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永恒的光辉――不要忘记东北抗联创始者罗登贤同志！》的纪念文章，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是对罗伯伯的深情回忆。 　　父亲在文章中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不几天，在哈尔滨道外头关街的牛甸子岛上我的家里，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