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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制度经济伦理学解读 　　摘 要：为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允许农民进行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政策。从经济伦理的角度解读，此举标志着政府处理“三农问题”伦理原则的重大转向，实现了从多予少取的补偿性公正原则到赋权放活的应得公正原则的转型。 　　关键词：土地流转；多予少取；补偿性公正；赋权放活；应得公正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2-0030-03 　　 　　30年前，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从农村开始；30年后，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农村改革再一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次会议通过的在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成为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和焦点。我认为这不仅仅代表一条新政策的出台，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经济政策和制度都隐含了一种伦理取向，土地流转政策的推出意味着政府处理涉农经济利益伦理原则的重大转向：从以往的补偿性公正原则到赋权放活的应得公正原则。 　　补偿性公正原则是经济伦理的基本价值之一。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人们由于天赋的不同而带来的社会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但社会可以通过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安排来补偿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从而实现公平。中国现代史上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业化进程都凝聚着中国农民的奉献和牺牲，他们的确是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建国伊始，为了尽快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基本的国家工业体系，我们搞了第一次工业化，但由于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丰裕程度的有限性，我们采取了城乡分而治之的抑农政策――城乡二元体制。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先市民后农民，以城市为中心，把农村和农民仅仅作为社会发展的外围与补给线；同时，农村的主要经济资源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家为积累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持久的压低农副产品价格的政策，使之成为工业化所需资金积累的基本来源。据统计，在1952-1992年的40年间，农业因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成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12580亿元的巨额积累资金，扣除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和财政从农业部门???收入差额，广大农民在自己生活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为国家提供了10636亿元的积累资金。［1］正是由于农民的奉献和牺牲支持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保证了我国工业体系建设的完备。改革开放以后,以农村改革为先声，我们又开启了第二波工业化进程。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民,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但和城市人口相比，他们的“相对”受益还是很小，而且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对劳动力、土地的需求不断高涨，致使农民工涌现、打工潮兴起，大量农村青壮劳力进城务工，遗留在农村的承包地或是被贱卖和不当征用，或是被抛荒。而被贱卖和不当征用的土地交易利润却往往被农村基层政府所截流，农民又一次成为工业化大潮中的利益受损方。 　　如何破解困扰中国发展已久的“三农”难题一直是党中央关注的大事。因此，在制度安排上很自然地采用补偿性公正原则，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政策倾斜“三农”，实行补贴和优惠。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有关“三农”问题的提问时，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是“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二是“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温家宝总理借助舒尔茨有关“穷人的经济学”原理所讲的这番话表明，政府对农民的贫困是抱有深切的道德关怀的，而且还千方百计最大限度地帮助农民脱贫。据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指导农村改革的重要文件约79个，其中，有10个文件作为中央“1号文件”颁发，而这10个中央“1号文件”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对于“三农”要多予少取。1982年和1983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旨在解放农业生产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农民生产自主权。1984年，第三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至15年以上，同时，大幅度提高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1985年，第四个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规定，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1986年，面对整个国家物价波动较大、农业生产出现滑坡的不利形势，中央出台第五个“1号文件”，提出力保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稳定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九十年代以来，为了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1996年，中央颁布《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提出努力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