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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中非洲众生相 　　 　　今年恰逢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短短大半年内，中国政要踏足的非洲国家超过20个。6月中下旬，温家宝总理再次出访非洲7国。如果我们抱着审慎的态度去观察非洲，那么就会发现它方方面面值得关注之处，无论是资源、影响力、增长率还是出人意表的民主制度。 　　 　　非洲又一次成为大国外交的着力点，是在冷战结束逾10年之后。此前，也只有希拉克这样的老资格政客才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光顾赤道以南的黑非洲。但从2002年起，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布什、德国总理施罗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等元首级人物纷纷花上6~7天的宝贵时间，拜访各自属意的非洲国家。其中高频率出现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南非、加纳、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等，有的也出现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6月中下旬的访问名单上，从而引发我们对“非洲众生相”的思考。 　　客观地说，7亿人口的非洲GDP总额仅占世界的1.8%，只相当于一个韩国或两个台湾的经济量，似乎没有什么引人驻足的资本。但反过来看，10亿人口的印度也不过取得了跟7亿人口的非洲差不多的经济成就。如果我们抱着审慎而不是不屑一顾的态度去观察非洲，那么也会发现它方方面面值得关注之处，无论是资源、影响力、增长率还是出人意表的民主制度。 　　谈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在经过从联合国内互相帮扶到拨乱反正后停止输出革命、从单向援助发展到双向合作的风风雨雨后，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因全球一体化需要而联系愈加紧密的新时期。曾经被视为帝国主义时代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中国，如今也加入对非洲的热烈拥抱中，以石油贸易为代表的资源合作被外界看作中非关系的黏合剂，以至于温家宝在开罗要专门针对外电抛来的“新殖民主义”帽子作一番柔中带刚的驳斥。 　　自1956年5月中国与埃及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算起，今年恰逢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2006年伊始，《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的发表拉开了中国外交“非洲年”的序幕。1月，李肇星外长继2004年访问非洲4国后再访非洲6国；4月，胡锦涛主席同样继两年前访问非洲3国后，再访另外3国（摩洛哥、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秋季，中非首脑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年底还要举办中非合作论坛第三次部长级会议。 　　如果加上2005年11月分别访问过非洲4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和李长春，那么在短短的大半年内，中国政要踏足的非洲国家超过20个，占全部56个非洲国家的1/3强，占与我建交的50个国家的40%。所以说，关注非洲，讨论非洲，正逢其时。本文对此次总理出访7国的描述，相信会使人们对21世纪“新非洲”的千姿百态刮目相看。 　　 　　埃及和南非：非洲大陆的“乔慕之争” 　　 　　埃及和南非这两个地区大国，和《天龙八部》中分别领导丐帮与慕容世家的“北乔峰”、“南慕容”颇有几分相像。原本相隔千里，井水不犯河水，但同在非洲这一片屋檐下，擦枪走火、偶尔过招也在情理之中，这就是2000年的“入常之争”。 　　去年日本抛出的“四国方案”，再次挑动了南非和埃及的“入常”热情。早在1994年新南非成立不久，北欧一些国家就率先公开表示支持南非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时南非尚不敢贸然表态。2000年，美国递交安理会改革方案，提出增加的常务理事国席位中将会给非洲一席，由埃及、尼日利亚和南非轮流担任。一直期待“单独掌印”的南非自然不会情愿这种轮流坐庄的安排，坊间甚至流传如果只有两席，南非将支持尼日利亚而非埃及的说法。后来经过埃及的利诱，南非才同意“内部轮换”。毕竟，申办2004年奥运会和2006年世界杯的接连失败让南非痛悟到，在非洲兄弟中间，他还得继续积攒人气与威望。单独代表非洲，还为时过早。 　　这次隔山打牛般的过招并未引起多大波澜，但埃及、南非通过调解争端树立地区大国风范的步伐却加快了。埃及虽然地处北非，但凭借人口优势、历史传统以及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在阿拉伯世界举足轻重。按照以色列资深政治家佩雷斯的说法，“埃及是巴解组织、以色列和美国在关键时刻都能够转而求助的唯一国家”。而且，埃及在伊拉克问题以及调解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边界争端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相比之下，拥有权威“国际调解人”曼德拉的南非倒也毫不逊色。1998~1999年间，曼德拉几度亲往利比亚劝说卡扎菲，最终说服利比亚交出两名洛克比空难事故的嫌疑犯。2000年，他又继任布隆迪问题国际协调人一职，促成了和平协议在当年签署。近年来，姆贝基领导的南非政府在调解埃厄冲突、刚果（金）、刚果、苏丹、科摩罗、安哥拉等问题上都有不俗表现。 　　若论经济辐射力，埃及就自愧弗如了。作为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AFTA）的主要发起人，埃及为之奔波7年。然而这一拥有22个成员国的组织个头虽大却发育不良，将埃及在阿拉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