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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思考 　　为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着力破解“三农”问题,成都市在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大胆探索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村级自治架构改革的核心和方向应该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衡。在村级组织中,村(居)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拥有最高决策权和监督权;村(居)民代表会议是日常决策机构,其他的村级组织都应该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自治权力的分割和制衡。 　　 　　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是破解“三农”问题的一把钥匙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30年来,村民自治取得了巨大成绩,亿万农民在推进民主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体系。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不少地方真正严格依法实行民主直选的村数量不多,压制和阻挠村民自由民主选举、侵害村民民主权利的行为时有发生,村委会成员依然由上级指定或随意撤换,等等。这些现象表明,村民自治的实际绩效与制度要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能够使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村级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组织具有浓厚的行政化倾向。 　　因此,当前农村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村民自治制度日益广泛和深入地渗透到农村社会,村民的民主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另一方面是在强大的行政压力下,村民自治的功效受到严重制约,上级组织或者少数村干部的意愿取代了农民群众的意愿。 　　近年来,中央在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指导下,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实施了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的一系列配套改革。但如果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不改变,中央各项惠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仍然会扭曲变形,而农民的意愿也很难真实地传递和表达。成都市作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所应当积极探索新型农村治理机制,着力强化农村基层自治功能,扩大基层民主,改善治理结构,构建在党组织领导下,以政府管理为基础、村民自治为核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多元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巩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必须与人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党的十七大提出,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是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的新要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组织建设,始终是做好党管农村工作的基础。 　　政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利益整合、引导选举、政治录用等方面。党的功能充分体现出来,党的政治主张能够得到实现,就是实现了党的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对基层党组织所带来的影响和考验,是要求实现党的领导方式转换,这种转换必须与人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必须以服务的姿态出现,以民主与法制的姿态出现,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长期以来,承担领导作用的党的基层组织,往往凭借从上面而来的政治和行政资源,管理和统合社会。表面上,这些组织对社会起到了领导作用,但实际上扮演了国家管理社会的末梢的角色,由领导力量变成了管理力量。面对村民自治制度日益广泛和深入地渗透到农村社会,村民的民主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要转变:一要实现由事无巨细向抓大放小转变,把主要精力用于谋划全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工作大局;二要实现由事必躬亲向各司其职转变,领导支持村委会依法履行职责;三要实现由命令强制向民主协商、说服教育转变,切实调动广大村民的积极性与自觉性;四要实现由封闭向公开转变,领导和监督村委会切实做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 　　 　　合理界定议事会的权力边界,引导村民自治健康发展 　　 　　允许并鼓励基层不断探索实践,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基层民主的基本策略。在民主的规则下,基层自己解决问题,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是基层民主的基本逻辑。但民主的实现不仅意味着主体享有民主权利,而且要求主体应受到一定的制约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议事会作为新型农村治理机制中的决策主体,必须合理界定议事决策的边界,从而引导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任何组织都承担并履行特定的功能,其权力和能力都会受到限制。议事会的权力和自治范围的边界表现为:一是法律的边界。我国村民自治制度是农民群众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自治,它必须遵循现行的法规政策,依法自治。因此,议事会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