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所面临挑战及其应对.docVIP

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所面临挑战及其应对 　　一 　　 　　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执政的意义在于，国家公权力不再作为政党要反抗的对象存在，而是和政党一起进入到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系统中。这就使得共产党处在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状态，需要扮演执政党的角色，重新界定它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照搬计划经济模式没有为我党朝这个方向探索提供动力。计划经济为执政党设定的全能主义任务，和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任务有更多的相似性。因此，在党内许多人眼里，革命党既然能够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它同样能够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这种心理，是在执政后30年继续沿用革命党模式的精神基础。 　　由此而论，正是改革开放、逐步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第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的动力是不成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尽管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同在于，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它不再由执政党和政府去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人们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主地决定做什么。由执政党掌握的国家权力只是对人们的活动进行规范，防止和解决社会冲突，使社会稳定、健康、协调地向前发展。第二，社会成为除了政党、国家之外生长起来的另一个领域，即公共领域，市场的发育、公民社会的成长，均是公共领域发展的内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这一部分是被遮蔽了的，或者说，社会为国家和政党所取代、吞噬。现在，公共领域的重现，使执政党面对的关系由一对（政党与国家）变成了三对：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第三，市场天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特性。所以，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变革，国际社会的各种活动，也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对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及其执政党产生重大影响。 　　从党的十六大报告可以看出对这种转变的完整认识。同时也表明，正是这时，党对作为执政党与革命党的不同有了比较深刻的把握。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报告认为，这是“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面对这种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活动的方方面面都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党的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是由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所以，它的执政合法性，首先来自人民对统治集团的反抗。党在组织人民反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因这种作用而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认同。从这个角度讲，共产党执政的确是经人民同意的，是历史的选择。这种说法并不夸张。但现在的问题是，首先，人民的选择往往是定期的，而不是一次性的。历史上选择的结果，不等于人们永远认同这个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到革命中去或耳闻目睹了革命的一代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曾有的革命越来越陌生的新生代。尽管可以用宣传教育的方式强化对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的汲取，但历史之页终归要翻过去。当革命带来的政治红利逐渐消失时，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便成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其次，合法性基础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人们之所以支持和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因为共产党许诺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社会。因此，党执政的合法性，必然逐渐转向对新社会的期待，合法性的高低强弱，取决于党实现这个承诺的程度。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共产党必须通过推动发展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计划经济无法为它提供这种合法性，市场经济成为必然选择。在政治上，共产党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落到实处，继续用包打天下、包办一切的方法来执政，已经无法赢得支持。民主政治意味着公共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主人，掌权者接受人民的委托行使权力。为此，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来反映和体现人民同执政党之间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这就是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本身就会越来越成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已有的模式显然对此是不适应的。 　　党的功能。政党具有其他组织不能替代的功能，例如，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等。政党虽然都履行这些功能，但受党的目标的引导，这些功能具有强烈的指向性。例如，在不执政特别是与执政集团进行对抗的情况下，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往往是为了把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充当与其他政党和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以维护本党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不受损害，其基本指向是斗争和冲突。在执政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由于政治权力表面上是超越社会各种利益之上的力量，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