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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文学基本原理》修订琐忆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拨乱反正”成为各条战线的共同呼声，文化、教育领域尤其突出。当时，我有幸参与《文学的基本原理》的修订工作，和上海高校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同志多有接触，还到外地(主要是北京、南京)有关单位听取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不拔乱反正，不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任凭“三突出”。“高大全”之类谬论泛滥，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将很难继续下去，社会主义文学也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繁荣。 　　 　　修订组的组建与修订原则的确立 　　 　　《文学的基本原理》属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它的前身是大跃进时期上海三高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和作协上海分会协作编写的《文学概论》教材。这份教材带有那个时期的时代印痕，战斗性有余、科学性不足；1961年5月，在华东局宣传部支持下，有关方面决定重起炉灶，成立《文学的基本原理》编写组，成员除上海三高校外，南京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文学研究所也都派人参加，以群任主编。周扬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召开会议和接见编写组人员，倾听专家的意见，谈他对这份教材的要求和具体设想，还指定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瑛同志审定，具体落实。在有关方面支持下，经过编写组的努力，终于在1961年底、1962年初完成初稿，并在上海、江苏一些高校试用，其后又作了两次较大修改，于1963年2月和1964年8月分上、下两册正式出版。过去普遍认为：《文学概论》教材以前抄欧美和日本，解放后照搬苏联，现在摆脱这些模式，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主线，融汇了古今中外著名作家关于文学的见解，中国古典文论更是大量采集，有自己的特色。原想试用一个时候再作修改，没有想到“文革”一开始即首当其冲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标本”，遭大肆挞伐，主编以群同志更是为此含愤去世。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综合大学文科教学座谈会，要求将“文革”前出版的一些较好的教材尽快修订，以应急需。《文学的基本原理》也列入其中。于是，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下，由复旦大学牵头，成立了《文学的基本原理》修订组。 　　修订组在原编写组基础上组建，有增有减，还是八个人。叶子铭(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徐俊西(复旦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任组长，前者管业务，后者管政治；不久，聘请孔罗荪、刘金为顾问。修订组设在复旦大学招待所内。教育部要求此书在1979年暑假后投入使用，由于时间紧迫，同时也是为了纪念已经逝去的以群同志。大家一致认为修订本应基本保持1964年版面貌。经过讨论，叶子铭归纳了大家的意见作为修订时的原则：一、章节、结构一般不变，只在观点、材料、文字上作些加工，若干需要充实、删节的章节除外；二、以正面阐述为主，力求准确、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加强针对性，对林彪、“四人邦”的谬论则不正面展开批判；三、举例以初版时的1964年为界，1964年以后的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一般不涉及。修订组八个人，有的承担一章，有的承担两章。分配给我的是第九章《文学的风格、流派和民族特点》，改动不太大；结束语因不合时宜较难改，不少同志主张删去，我认为一本将近40万字的著作，有《绪论》且不短(三万字左右)，没有结束语，有点像断了尾巴的蜻蜓，因而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并获同意。 　　 　　“风格…”的修订与“结束语”的重写 　　 　　《文学的基本原理》出版于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正是左倾思潮重新泛滥的时候，编写中不能不受到影响。在谈文学风格时，有一小节专谈“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与占主导地位的风格”，强调每一时代文学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学风格，社会主义时代应当积极提供与热情鼓励能够“最鲜明”地表现时代精神和群众斗争的“革命的战斗的”文学风格，这不仅消解了对文学风格多样化的提倡，而且还有强制推行某一种艺术风格、贬斥另一种艺术风格之嫌。在谈文学流派的性质和作用时，过分强调文学流派的阶级属性及各种文学流派之间的斗争，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互相竞赛、互相促进的作用。其次，不知是由于时间仓促还是别的什么原因，1964年版对有些问题的论述也有疏漏之处。比如：为什么必须提倡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只讲：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的表现，作家的创作个性互不相同，文学的风格也应多样化；社会生活丰富多采、错综复杂，文学风格也应多种多样；而读者对文学的需求则被忽略了。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读者千千万万，他们的气质、爱好、趣味互不相同，对文学的需求也就不同；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也有不同的需求，因此，文学的风格应力求多样化，切不可单调、划一。再如谈文学的民族特点，认为文学的民族特点表现在内容上就是题材、主题和形象创造诸方面带有民族色彩，在形式上就是语言、结构、体裁和表现手法上有民族特色，而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