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焕江《日常的力量—后新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反思》的理论价值.docVIP

乔焕江《日常的力量—后新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反思》的理论价值 　　近些年来，国内外文艺理论界可谓热闹非凡。各种各样的理论话语层出不穷，展演着花里胡哨的舞姿。从审美意识形态论争，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再到后理论、理论之后的理论话语如何。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思想和理论话语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因此，重新打量原有的理论话语，发掘理论存在的内在力量就成为当代学术界创新和适应新的时代文化需要的重要活动。理论如何创新?理论如何适应新时代的文化语境?这里就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尤其是在当代西方流行的“理论的终结”的语境中，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思考。理论之后，难道就没有理论了吗?很明显，作为人类思想的产物，理论不会终结的，所终结的不过是理论的一种形态。正如利奥塔所言，后现代主义之后，必然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理论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只有鲜活的日常经验才是理论的真正力量所在。 　　在被称为后新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要进行理论的言说，所面临的语境有多重：全球化语境、新媒介和消费文化的语境、特殊的政治语境等等。这些语境的考量都直接制约着理论话语的言说，是后新时期的理论言说不可忽视的。 　　后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消解与重建、政治话语与非政治话语的纠葛、地方性知识面对全球化浪潮的言说、新媒介下的文学艺术的变迁和探索，这些都构成理论言说的重要话题。在我看来，如果对这些话题回避，那么新的理论探索似乎就构不成有价值的问题。乔焕江博士的新著《日常的力量———后新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反思》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 　　首先，作者立足于后新时期的文化语境，对文学主体性问题进行反思，提出文学主体重建的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是讨论理论生产是否有效的关键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在当前热门的西方思潮中，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话题。 　　西方文学理论对文本、对阅读主体强调，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作者死亡”观点的提出，似乎都预示着文学主体问题过时了，不必纳入理论关注的视野。但是，理论的漠视，就真的可以忽略主体性问题了吗?文学创作和批评活动可能是零度言说吗?可能远离现实虚无缥缈吗?焕江博士认真思考了后新时期创作和批评的景观化、资本化、消费化对主体精神的破坏，当地看似繁荣的文学艺术界背后却是精神的荒漠，缺乏对生活自身真正问题的关涉。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他指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后新时期时代难题的结构性特点，并且自觉在这一结构中找寻文学有效的言说位置和方法……文学既直面现实的困难，又体认言说的困难，最终在双重困难之间确立这一时代的主体精神……文学实践需要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征”。也就是突破文学性模式、消费化模式和理论怪圈的限制，充分体认后新时期主体的情感结构，与社会文化形成对话性，从而有效地建构“审视现实和介入现实的主体精神”。审视和介入现实，需要的就是这些主体精神的建构，没有主体精神，这些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从叙述中我们看到，焕江博士对当代文学实践所做的诊断，切中时弊，并给出了正确的疗救方案，显示出作者本身的强烈关注现实的主体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作者召唤当代文学主体性精神。 　　面对后新时期批评话语主体的失语，焕江博士专门探讨了后新时期理论生产的问题。作者立足于后新时期中国文论现实，探讨了新时期文论和批评的“非政治化”和“去政治化”发展的轨迹，日常生活审美化引发的理论问题，乃至于大学的理论教育体制、文科教育体制滞后等等，指出了这些问题处在理论界的盲点，要解决这些问题，正确的出路就在于应对和参与文学批评主体性的重建。应该说，这种探讨方式抓住了中国理论界的当下问题，也切中了国外新的研究热点问题。理论与政治的双重关系、制度与文艺批评的关系，文化实践的变迁带来的生活世界的变迁，这些都是分析问题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不是多少外来理论的介入，而是真正地理解本土语境。这是问题发生的现实土壤。离开了这个语境，任何理论都无法真正地介入，都没有任何作用。而新的理论也只能从这里生发出去，从而应对新的问题。所以，文学批评和理论生产的关键其实还是主体性建构的问题。批评活动主体精神的缺乏，就会对现实问题淡漠，陷入自言自语的怪圈。 　　其次，弱小话语的关注，凸显了特有的价值关怀。作者把分析的视野扩展到综合性的文化空间体系中，以此来考察具有特殊价值的话语形式。这样，一些过去处于劣势的话语就浮现出来。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这些弱小的话语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作者在书中，重点考察了民间话语和地方性话语，显示出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 　　民间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文学的关键词之一。民间话语的凸显是后新时期一种重要的话语实践，在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和和批评中形成一股潮流。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如何分析和解读就是理论话语的发力所在。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