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毛主席发一次火.docVIP

我跟毛主席发一次火 　　1981年，“文革”后落实政策，那是我住进木樨地24号楼前不久，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特地登门拜访。他刚一进门就向我抱拳拱手，说：“老涂啊，50年前我错了，你有意见对我说，不要怪毛主席。” 　　50年前，指的是1931年，当时我刚到江西苏区加入红军不久，确实曾经与毛主席闹过一段矛盾，后来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解释过。但冯文彬说得对，这件事其实是由他引起的。 　　1931年，我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和曾三、伍云甫一道，从上海经过香港，再转福建，辗转来到江西苏区的瑞金，然后，又赶往东固红军总司令部，做无线电工作。 　　我本人是个工人，1925年“五卅”运动后因为打残了一个反动工头，在上海呆不住，被组织上安排前往苏联学习。先在东方大学，以后在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建议下，我进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当年一起学习的还有宋濂、刘希吾、谭献犹三人，而我主要学的是机务工作，即装修无线电收发报机等。我在1930年3月回到上海，直接在李强的领导下工作，和张沈川、宋濂等一同办过地下的无线电训练班。由于训练班很快遭到敌人破坏，苏区又急需要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中共中央就把我们派到中央苏区来了。 　　中央红军当时的无线电通讯工作才刚刚开始建立。那还是因为1930年12月30日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第十八师主力，活捉了师长张辉瓒，缴了他的一个电台的全部人马，才打下的基础。当时俘虏的报务员有王诤、刘寅，机务员有李三毛(后来逃了)。不过，当时缴获的只有一部15瓦的小收发报机，因此红军还没有能够利用来进行通报，只是把它当作收报机使，用它来侦听敌情。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打了公秉藩师，又缴了一部电台后，红军的无线电通讯才正式建立起来了。 　　当时苏区里面宗派主义很厉害，经历过的人都有很深的印象。本地的干部，不同部队系统的干部，上海来的干部，以及从莫斯科回来的干部之间，互相看不上。我那个时候刚从上海来，又是从苏联回来的，因为有些技术，又不会说话，脾气大，也难免让一些人看不惯。 　　记得当时斗争形势严峻，到处都防备着反革命，因此大家的警惕性都很高。那时对 缴来的电台很珍贵，我负责机务，最怕被人破坏。特别是怕技术性的各种破坏，比如更换零件或变更发射波长等等，这在外观上看不出来，危害却很大。当时曾经发生过留用人员利用值班时间擅自和“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电台通报的情况。所以，那时我根本不让任何人打开我修造和调整好的收发报机。甚至在每次调整好机器后，我还都要在后盖上贴上封条，写上“拆开者枪毙”的字样。为这些事，有些同志就不高兴，这也包括当时担任无线电大队政委的冯文彬，觉得我目中无人。 　　其实，那个时候冯文彬也不是不担心敌人的破坏。当时电台就设有监护班，开始有大约20多人，不仅负责警卫工作，而且也对留用人员在政治上加以监督。问题是，冯文彬对我们三个从上海来的同志也不放心，特意悄悄地让派来学习收发报的政治战士李白暗中监督我们，弄得我们非常不痛快。尤其是我这个人，有话闷不住，难免要嚷嚷出来。结果，自然也就惹恼了冯文彬。 　　记得就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时，由于红军与群众关系好，电台充电机一响，许多群众就都转拢来看。当时无线电大队没有队长，只有冯文彬当家，我因为怕出事故，主动向他报告，要他派人警卫。想不到他那天脾气很坏，开口就骂起娘来：“娘卖皮，你不好派叫我派呀!” 　　我当时的职务只是机务员，我怎么派人?!于是我也发了脾气，回答他说：“我怎好派，你娘皮，怎么开口就骂人!” 　　冯文彬顿时生了气，立刻冲另一名政治战士李伟吼道：“给我捆起来。” 　　李伟看着这情形，不知如何办好，愣在一边。冯接着冲他大喊：“我说捆就捆好了!” 　　就这样，李伟只好执行他的命令，当下就把我捆起来了。我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被捆着还是冲着他大喊大叫。 　　这件事很快就惊动了司令部的人。前敌总支的王立中跑出来问明了情况，把双方都批评了一顿，结果是我和冯都不满，王叫冯给我松绑，我硬是不让他松绑。直到把毛主席都惊动了，亲自出来问情况。但是，毛主席听完王立中说明情况后，当场表态竟完全偏袒冯文彬，认为冯文彬完全未错，说错在我一个人。 　　我当时那个气呀，委屈得不得了。记得我当时冲着毛主席大喊：“我要向共产国际告你们!”毛主席听也不听，丢下一句就走了：“我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松绑!” 　　当晚，红军无线电大队的党支部还专门为此开过会。具体的情节记不清了，反正是这一通吵闹之后，冯文彬这个政委干不下去了。那时我这个机务员是少不了的，冯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他当晚就向毛主席请辞。毛主席随即要他的副官把我找了去，对我说：“好嘛!别人都不行，就你行。那么这个政委你就来干吧!”我那个时候还在气头上，心想干就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