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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首都城乡统筹发展思考 　　北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不断探索城乡结合部改造、重点小城镇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和途径，并已初步形成城乡统筹发展、布局趋于合理的城乡一体化新格局。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推动城乡统筹的关键是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提升城乡统筹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同样需要在这两方面下功夫。 　　 　　统筹城乡发展居于“五个统筹”之首，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北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已初步形成城乡统筹发展、布局趋于合理的城乡一体化新格局。 　　推动首都城乡统筹的关键是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产业发展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路径。城乡统筹发展，关键是要实现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四位一体”，其中产业发展是核心，它承担了“造血”功能，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改善提供了资金和物质基础。城乡统筹要以人为本，重点关注和解决“农转居”的问题，农转居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身份转变后的就业、社保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需要产业发展给予强力支撑。北京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一些原来具有较好产业基础的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其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往往推进得比较顺利。因而，大力推动产业发展既是巩固首都城乡统筹发展成果的需要，也是保护农民长远利益、适应城市化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农民增收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北京市促进农民增收取得较好成效，但仍面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加快推动农民增收，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成为北京统筹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从全国来看，加快农民增收是扩大内需，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的内在要求。在城镇居民耐用品消费日渐饱和、购房受到调控的背景下，我国扩大内需重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目前占全国人口2/3以上的农民，只消费了全国1/3的商品，农民消费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要把农民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消费，关键是要推动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提升农村地区消费能力，这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题中之义。 　　多元化、多模式探索，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促城乡统筹 　　北京区域面积较大，内部子区域情况复杂，既有平原地区又有山区，既有发展较好的城市建成区，又有产权多元、矛盾复杂的城乡结合部，以及产权相对单一但发展受区位和条件限制的农村地区。北京的城乡统筹应该因地制宜，走多元化、多模式的路子。 　　城乡结合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加快城市化进程。城乡结合部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最集中、最激烈的地区，它的城市化不是简单的旧村拆除、农民“上楼”，而要在解决农民就业和社保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平稳转型。朝阳区大望京村和何各庄村率先探索，城市化取得突出成效，为全市其他城乡结合部地区改造提供了借鉴。 　　大望京村是典型的“城中村”，曾创造了53天顺利搬迁腾退奇迹，被称为“大望京模式”。其成功之处在于破解了两个难题：一是引入土地整理储备机制，通过抵押土地在短期内筹集资金，解决拆迁、建设资金平衡难题；二是就业、社保加红利，让村民持久分享城市化中土地增值收益，村民全部转居，入住定向安居房，进入城镇社保体系，劳动力由乡政府“托底”安置，解决了农民利益维护难题。 　　何各庄村在城乡结合部改造中，积极开展农民住宅组织化经营试点，成立村民住宅改造租赁运营公司，对全村300多套结构完整、机理保存完好、具有老北京乡村风情的住宅院落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改造、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出租给高端客户群体作为高档会所、休闲住所、特色餐厅、艺术机构等，租金较以前翻几倍。村民以廉租房形式集中安置，并因房屋改造、高端租户入驻获得新的就业岗位。这种模式一方面解决了农民资产的规模化运营和农民增收问题，另一方面实现了区域产业升级和人口优化。 　　农村地区：以实现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为核心，推进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它不仅仅是改善村容村貌，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农村生产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活方式改善。 　　昌平区郑各庄村探索出“村企合一”的新农村建设模式。通过房屋置换实现村民“上楼”，腾退出来的宅基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农民就地转化为工人，并成为企业的股东，获取“工资收入+土地股权收入+社会保障收入”的多元化稳定收入。平谷区西樊各庄村积极探索“产权服务外包式”发展模式，成功引进亚洲最大的蛋鸡养殖项目――泰国正大300万只蛋鸡项目。据平谷区农委预测，这个项目可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有效提高全区现代农业的产业化水平。 　　山区：大力发展沟域经济，谋求转型发展新出路。“沟域经济”是北京近几年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山区发展模式，它以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