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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高翻”是怎样成长 　　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一贯重视外事翻译工作及翻译干部的培养，强调它是整个外交工作和外交队伍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于1959年至1968年在外交部参与过翻译培养、管理工作，对此感受很深。 　　1957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机场欢迎中东某国外宾来访，外交部从某大学临时借来一位阿拉伯文副教授当翻译。该同志因一时紧张，听不懂外宾的阿文。外宾马上改讲英文，他也听不懂。翻译中断，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礼宾司不得不临时找一位英文翻译顶替。此事暴露了外交部的翻译培训工作跟不上外交形势发展需要的状况。 　　总理对此事十分重视，于次日凌晨一时就让他的秘书浦寿昌同志转告了以下指示：请外交部做一个培养翻译干部的10年计划，第一批先培养俄、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印尼等语种的翻译干部，每种文字10至20人，培养成第一流的翻译。培养地点可考虑以外国语学院为中心，国家出经费聘请所需的专家和教授。培养计划请外交部商有关方面拟好后于一月内报送上来。 　　 　　建了交，却派不出翻译？ 制定长远的培养计划 　　 　　 　　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总理就非常重视培养、储备外语人才。40年代，中央军委在延安开办外语学校。总理对该校的建设极为关怀，指示一定要办好，并亲自为该校的英语系配备干部，聘请教师。1944年，他先后两次到该校讲话，指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新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需要许多人从事外交工作。为迎接胜利，外语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而且应加速培养外交人才。 　　建国初期，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翻译干部问题还不十分紧张。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同我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相形之下，外交部翻译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矛盾就凸显出来。有几个新建馆甚至派不出掌握驻在国语言的翻译，直接影响了对外工作。周总理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1957年10月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文的翻译。1959年3月，总理又指示外交部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世界各国语文的初级翻译1000名。据此，外交部召集中央各涉外部门进行了研究。经调查，当时世界上153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使用的语文主要有71种，而我国只有29个语种的翻译干部，其余42种尚属空白。有鉴于此，外交部与教育部共同协商制定了在五年内培养56个语种、1067名初级翻译的规划方案，于1959年6月上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批准执行。 　　在这个计划下培养锻炼的这一批同志，后来绝大多数都已成为外事战线的高级翻译或高级外交官，其中就包括现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同志。 　　1964年中法建交后，邓小平同志估计同我建交的国家将随之增加，指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翻译的培养。于是，一个培养翻译的五年规划应运而生。当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项：一是在全国外语院校大量开办外语专科，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突击培养；二是派遣大批留学生。计划从1964年开始，在三年内派留学生1750名，其中高中毕业生1550名，进修生200名。1964年和1965年，教育部向国外派了1000多名留学生。然而，文革开始后，派遣计划中断。 　　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同年与我国新建交的国家达14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同我国建交国家又增加了17个。根据当时外交工作需要，1972年和1973年，外交部先后选拔了130多人，派往22个国家，学习18种语言。自此，文革开始后一度中断的翻译培养工作，重新走上了有计划的轨道。 　　 　　“客人们”怎能译成“朋友们”？ 对翻译提出严格要求 　　 　　总理对翻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许多给总理担任过翻译的同志都说，总理会外语，译员进行翻译时，他都仔细听，发现译得有错误或不够准确的地方就当即指出，并要求更正。60年代初，总理会见外宾谈到越南问题时，说美国政府企图用武力制止越南人民反对南越伪政权的斗争是徒劳的，并引用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古语。当时，翻译未理解好，译得不准确。总理就解释了这句古语的含义，再让翻译准确译出。有的翻译回忆说，总理对重要的照会、声明和讲话稿的译文也常亲自审阅。如1971年，美国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来访，翻译将总理在宴会上讲话稿中的美国客人们一语错译成美国朋友们，总理在审阅时及时发现并加以纠正。 　　1970年11月20日，总理在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外语教学和翻译培养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明确提出翻译要练好三项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总理说这是最难的，它是基本功的基本功。第二是语言本身的基本功，就是语音、语法、语汇和听、说、写、读、译五个字。第三是文化知识的基本功。翻译人员在学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