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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闽国官私学校制度的发展变化 　　[摘要]唐代的福建教育还不十分发达，但到了宋代却全面兴盛，这其中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五代时期闽国学校制度的完善、发展在其中起到了良好的过渡作用。该文尝试性地探讨闽国官私学校制度的发展变化，请专家指正。 　　[关键词]闽国官私学校制度发展 　　 　　 　　 五代时期的福建社会相对安定，闽国统治者也比较开明，采取了一系列保境安民、发展经济、重视文化教育的政策，其中有关文化教育的事迹，《恩赐琅?郡王德政碑》记载：“兴崇儒道，好尚文艺，振古风，郁更旧俗。岂须齐鲁之变，自成洙泗之乡，此得以称善教化矣。”“尝以学校之设，足为教化之源。乃令诱掖蒙童，兴行敬让。幼已佩于师训，长皆置于国库。俊造相望，廉秀特盛。”“酷好礼下士，唐公卿子弟多依以仕宦，又拓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1]闽国统治者在教育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在境内广设学校，拨出专门的经费供给师生膳食，号召人民从学童开始入学学习；在福州设立四门学，为经过一定教育的人提供深造之所；组织大批文人学士，开展一个寻访收集古籍的活动，闽王亲自参加这项工作，对找到的古籍均仔细抄写，装订成册。本文将详细介绍闽国官私学校制度的发展变化。 　　1闽国中央官学的设置与变化 　　 根据记载十国史实最详细的清代吴任臣《十国春秋?百官表》所载学官设置情况而言，南方各国中设有中央官学的有闽、后蜀、吴越、吴、南唐。而最早设立学校的就是闽国。《新唐书》卷190《王潮传》记载：“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团练使，俄迁观察使，乃作四门义学，还流亡，定赋敛，遣吏劝农，人皆安之” [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86《王审知传》记载：“（王审知）虽起盗贼，而为人俭约，好礼下士，又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 [3]。可见王审知所设立的四门学是在王潮的四门义学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福州的四门义学与四门学分别建于唐乾宁元年和梁武德元年。《三山志》卷8《庙学》记载：“乾宁元年，王鸿于州四门置义学，梁武德元年，忠懿置四门学以招徕四方之秀。”[4]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闽国的四门学与唐代的四门学是否??致呢？曾详细记载王闽政权建学的诸典籍及地方志中无一例外的只提到闽设四门学而无国子学的记载，《十国春秋?百官表》中所列闽之学官，国子祭酒外就只有四门博士，无其他学官。可见闽国的确只有四门学而无国子学，这与同时期其他几个国家国子监辖国子学或太学，监学合一的状况不同。闽国的四门学与唐代的四门学相比，性质已有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就是闽国的太学。 　　 五代十国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中央官学逐渐单一化的趋势，根本原因在于门阀政治的结束。十国的创业君主多出身贫贱，其部下也多是草莽。有学者统计，南方九位创业君主中，出身盗贼者六，出身军人者二，出身仆隶者一[5]。他们不希望也不可能恢复原先的门阀政治，国子学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就渐渐的与太学混同。五代十国时期中央官学多仅置一学，正是与当时社会上的这种巨大的变革相适应的。中央官学的单一化，意味着学生入学的等级资格限制已模糊，高等教育日渐下移，平民子弟也可进入国学，在这方面，闽国也不例外。入学门槛的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的进步，对于推动日后教育的发展繁荣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闽国地方官学在这个时期也有所恢复发展。方志中所大量记载的北宋兴学以前凡有旧学存在的南方州县，其学校有相当一部分是五代十国时期所兴建的。闽人陈洪济，“初令同安，继令晋江，皆兴学教士，为王氏循吏之冠”。地方官最主要的职责是劝课农桑，征督赋税，编造户籍，维持治安，兴学本不在其考课范围之内，但循吏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将兴学教士视为要物，客观上促进了地方学校的恢复发展[6]。 　　2闽国私学的种类 　　 五代十国时期，私学在南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而臻于极盛，私学发展的最高形态――书院教育于此时而开端，私学形式至此已经大体完备，从这一角度看来，十国私学既是对前代私学教育的总结，又是后代以书院教育为特征的私学教育的开始。十国私学就设学地理位置及办学形式而言分为五类：村学、家学、书院、山林讲学、寺院讲学，以下简述之。 　　 第一，村学。私塾是私人讲学的一种，是个别知识分子设立的以获取束修自养的私立学校，是私学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其中既有普通文人所办的以童蒙教育为主的村学，又有名儒所办的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大学性质的私塾，当然以村学最为普遍。闽国私塾的创建人员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以布衣处乡里，因乱世不愿出仕而宁愿隐居教学，如闽人伍德普“少积学，隐居教授，终身以渔钓为乐”[7]。“廉若，建州建宁人，与妻杨氏隐居县东，教授乡党，以行谊称” [8]。第二类是部分文人因仕途不得志或政治失意而退居乡村教学。第三类是南下避乱的中原人士，流寓南方后不求出仕而隐居以教授为业。 　　 第二，家学或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