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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摘要]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政治统治得以稳定和持续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也是任何政治体系必须时时关注的重大课题。笔者从价值、制度、绩效和意识形态四个角度分析了现代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认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合法性的路径选择可以从以上四个维度得到论证。 　　[关键词]政治统治；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执政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7-0015-04 　　 　　一、合法性：政治统治的关键 　　 　　合法性是政治学话语谱系中的核心术语和重要范畴，也是一个政治体系持久运行的关键所在，因此成为政治统治者孜孜以求的宝贵资源。没有任何政治统治是完全能够依靠暴力进行的，它必须唤起并维持民众对它的合法性信仰，即让社会民众认为当前的政治状况是值得认同和拥护的。诚如哈贝马斯所言：“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 　　由于合法性与政治统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具有紧密的内在共生性，因此，对于合法性的探讨几乎与政治统治的出现是同步的。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为政体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了，中世纪的阿奎那以及近代以来的洛克、卢梭等思想家都对“政治统治何以可能和持久”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不过，合法性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近代才有的事情。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对社会史的研究，发现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社会系统的存在取决于它是否能建立和培养社会成员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仰，而这种普遍信仰就是系统存在的合法性，他还根据合法性基础的不同划分出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三种统治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对后来的合法性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今天，社会科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合法化问题的处理，大多进入了M?韦伯的‘影响领域’。”许多著名学者如阿尔蒙德、李普塞特、伊斯顿、罗斯金等都是在韦伯理论的影响下定义合法性的。 　　一般认为??以韦伯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合法性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和权术色彩，因为它内含这样一个结论，即无论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无论这些手段是否正义，只要一个政治系统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服从和比较稳定的秩序，那么它就具有合法性。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即使最专制、最集权、最不人道的政治统治也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因为它们会使用哄骗、欺诈、暴力甚至现代科学技术来骗取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二战中德国民众对纳粹政权的狂热追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哈贝马斯同样认为韦伯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认为“如果合法性信念被视为一种同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经验现象，那么，它的外在基础显然也就只有心理学意义”。显然，合法性不能仅仅只具有心理学的意义，因为“不合法”的统治同样可以获得被统治者心理上的服从，而且通常是更为虔诚和狂热的圣徒般的宗教式的无条件服从。因此，哈贝马斯指出，一种“合法”的政治统治除了被统治者的心理认同之外，还要蕴含某种值得认同并经得住理性检验的内在价值。所以，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 　　笔者认为，合法性(legitimacy)这一概念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某个政权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这需要统治者通过对某些良善价值的承诺和践行来体现；另一方面，它是指社会公众对由政治制度、政府机构、公共政策、官僚人员、政治家等所组成的政治体系的一种认可、同意和忠诚的心理状态，这意味着统治者可能运用某种适宜的工具化策略来“唤醒”民众的“合法性信仰”。 　　 　　二、合法性基础的四维分析 　　 　　如前所述，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具有内在共生性的重要意义，它是一个政治体系赖以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政治生命力的根本性、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分析和探讨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合法”的政治体系应该具备哪些资源，也可以使政治统治者明白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获得和巩固合法性。笔者认为，根据合法性的规范层面和经验层面，可以从价值维度、制度维度、绩效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来分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合法性还可以划分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这是适用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分类方法，这意味着某个执政党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相对独立的，即假如执政党丧失其合法性，可以通过竞争型选举和民主程序下台而不至于威胁整个制度的合法性。在我国特定的政党制度下，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具有共生性，为了后面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