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困境与未来.docVIP

筑梦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未来 　　他们是一个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他们手上没有久握锄头留下的老茧,甚至已经不会种地;他们少了父辈把农村作为自己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从封闭的农村进入开放的城市,意味着全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和命运。而我们想了解更多――这群人,这代人,他们在城里做什么?他们的机遇和痛苦是什么?他们将归于何处? 　　 　　乡村的都市追梦人 　　 　　拗不过父母的再三劝说,22岁的何峻峰极不情愿地跟随父母从广州回家过年。 　　何峻峰家在重庆开县大德乡一个偏僻的小村,这里山大沟深,是开县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父母很早就到广州修补皮鞋。小学毕业时,他不愿再当“留守儿童”,跟随父母去了广州,一家人租住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 　　四周是高楼大厦,迈过一条街,便是霓虹闪烁的城市现代生活。何峻峰幼小的心灵,开始深深地烙上城市印记。在广州上初中、技校,这个有手机会上网,喜欢吃麦当劳的年轻人,在喧嚣的都市里接受了“成人礼”。 　　在老家,何峻峰绝对算个时尚的“城市达人”。他说话的语调,带有浓浓的广东味,不时还甩出个“OK”。脚上这双花了他大半个月工资的运动鞋上的“耐克”标志异常惹眼,他对名牌情有独钟。 　　早春的重庆,寒气逼人,因为一直下雨,农村的小路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对于习惯了城市水泥路的何峻峰来说,走泥巴路不是一件赏心乐事。 　　“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向堂弟堂妹们描述起城市生活,他的脸上泛着光。 　　“不会干农活,不知道一亩地有多大。”对于父亲的揶揄,何峻峰笑笑走开了,这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梦不在这里。 　　两楼一底的楼房、大彩电、席梦思床,与何峻峰在城里的家相比,农村老家的条件好多了。对于父亲多赚些钱,以后回农村过宽裕日子的“终级目标”,他不以为然。 　　“这儿再好,还不是种地。”他的选择一开始就很明确,再苦再累,也要在城里生根,“考个成人本科,拿几个职业证书,多挣点钱,结婚前在城市有套自己的房子。” 　　如今,像何峻峰这样有着青春面庞和都市??想的农村“80后”、“90后”,中国有一亿之众,占到1.5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人数的60%,并每年以800万―900万人的速度递增,十年或更短,这一数字将突破两亿甚至更多。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首次提及了他们,并给了他们一个特定的称谓――新生代农民工。 　　 　　从谋求生存到寻找精彩 　　 　　重庆江北一劳务市场,求职者程永建手里提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里面全是我的个人资料。”程永建原在浙江一家外资家具公司做技术员,懂生产,还会设计产品,他对月薪要求是3500元。相比于农民工,他更喜欢把自己划到白领的行列。 　　程永建不是第一个会“挑老板”、“谈要求”的农民工。正如有人曾经告诫珠三角的老板们的那样:“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拖着拉杆箱来的和当年扛着蛇皮袋来的还是同一种人。” 　　“受教育程度较高、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对‘农业’、‘农村’、‘农民’等并不熟悉。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文明。”这是重庆社科院社会学专家孙元明对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素描。在他看来,这些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父辈式的衣锦还乡,他们更注重精神需求,希望依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城市深深扎根。 　　广州发展研究院的一项调查也佐证了孙元明的想法。调查显示,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给家里,而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与父辈的“生存型”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多属“发展型”,打工赚钱养家,已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 　　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不准备再回农村,希望能够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生活。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此外,他们寻找丰富多彩的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还有人办起了打工艺术团和农民工艺术馆。同时也注重完善自己,不少农民工都拿着保育员、厨师、焊工等技能证书去求职。 　　“他们永远穿戴整齐,开工时换上工作服,一定洗脸梳头后才离开。”孙元明笑着说,“如果在街上遇见,绝对不会想到他们是农民工。” 　　看似平稳的新老交替后,充满着故事和内涵――不经意间,中国的农民工大军,悄然完成了从谋求生存到寻找精彩的“结构转型”。 　　 　　“漂”在城乡边缘 　　 　　刘国彦又从永川老家回义乌了。虽然一开春就是农忙时节,但他在家也帮不上什么忙。 　　刘国彦17岁职高毕业后就到城里闯荡,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