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眼里深圳特区.docVIP

胡乔木眼里的深圳特区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舞台上,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界的一位重要人物。而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风向标,它的创建涉及很多理论问题。胡乔木关于深圳的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讲话,自然有其非常之处。目前为外界熟悉并有较多争议的,是他1982年冬关于特区性质问题的一席谈话。 　　胡乔木看深圳,前后态度有一些变化。笔者愚见,要立准胡乔木1982年冬谈话的思想位置,首先应弄清在此前后他的思想状况以及国内当时对深圳的一些主流看法。 　　1979年7月,中央下发50号文件,决定创办深圳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在海内外的影响迅速扩大。特区百废待兴,发展思路并不是一开始就系统、清晰,一些负面现象比如走私、行贿、投机倒把、吃吃喝喝等很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各种看法纷至沓来。分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对这些情况是警觉的。 　　1981年7月,中央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文件特别澄清了特区与租界的区别,会议纪要还删除了纪要修改稿中正面探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和建设经济特区的理论根据”等文字。胡乔木清不清楚会议期间薛暮桥、许涤新、钱俊瑞、范若愚等理论界人士就特区性质问题达成共识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提法,因材料所限,笔者不得而知。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与胡乔木1982年冬的谈话有关联。 　　1981年底1982年初,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了解到广东等地走私贩私等违法犯罪活动猖獗的情况,极为震动,批示严厉打击。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会上还印发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在中央书记处此前一次会议上,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反对印发这样的材料,谷牧与胡乔木在会上一度有过争论。 　　胡乔木在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的发言令与会者印象深刻。1982年2月12日,胡乔木在会上发言说,“对反走私贩私的斗争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当前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的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我们进行了(反走私)这个斗争,我们的经济特区,我们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会成功;不进行这个斗争,就会失败”。2月13日,在胡耀邦发言中间,胡乔木又插话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一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并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对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 　　3月1日,中央批转了两省座谈会纪要,文件指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政治上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文化上,必须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否则,我们就是从根本上打了败仗,违背了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根本出发点”。胡乔木的讲话、《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等材料随同会议纪要一起印发全党。一直公开强调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深圳特区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3月3日,王震在广州对省委负责人说,“小平同志说,如果经济没有个增长速度,我们这些人都要下台。不要把个别同志在个别问题上的尖锐的语言,作为对整个形势的估计,转移了中心工作”。 　　1982年8月,在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胡乔木组织并批发了一封信,批评市场调节导向,认为“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9月,十二大政治报告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没有能取得进展。1982-1983年各主要报刊发表大量文章,批判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问题上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错误观点”。 　　广东和深圳特区这一年的头等重要工作,就是向中央写总结报告。广东起草的《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一共写了十三稿。1982年10月30日,陈云批示,“看了广东十月二十二日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 “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谷牧于同年11月15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情况,陈云、李先念听取了汇报。同年12月3日,中央批转了根据谷牧的汇报提纲整理的《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指出,“(经济特区)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经济上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采取更加开放的方针,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生产,扩大出口,改善人民生活,稳定边境地区秩序”。这一说法,对特区性质问题而言,仍具有不确定性,客观上为姓“社”姓“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