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中国富人俱乐部领队.docVIP

胡润中国富人俱乐部的领队 　　尽管10年前《福布斯》的第一张榜单很粗糙，但这个敏感的英国年轻人抓住了中国人“喜欢听有钱人故事”的心理特点，颠覆了西方人眼里“红色经济下没有富豪”的偏见。他大胆而鲁莽地打开了穷人窥视富人、世界窥视中国的“天窗”。 　　10年间，胡润的各种榜单越来越丰富，他个人名气也越来越大。从1999年第一次推榜单时，没有一个富翁见他，到2000年有五六个人见，2001年有30~40人见，2002年约为60人，直至现在“几乎是百分百”见。胡润已成功迈入名流圈，成为“中国富人俱乐部的领队”。 　　 　　中国缘 　　 　　泰晤士河畔的伊顿公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立中学之一。于1440年由英皇亨利六世创办，有着“绅士摇篮”的美誉。英国有17位首相、36位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达官贵人，都是毕业于该校。“1988年，我13岁时成为其中的一员。” 　　国内一些报道曾说胡润是贵族，“这个说法错得有点离谱，其实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英国人，所以想进伊顿这样的名校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为此，胡润在11岁时就被送到一所普通学校去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幸运地考进了伊顿。” 　　胡润出生于卢森堡，三四岁时就会说英语、卢森堡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又学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5岁时，学校和德国、日本进行学生交换，当时胡润住在一个德国家庭里，和他们一起生活，这使得胡润的德语水平迅速提高。根据杜伦大学的课程安排，到第三年要求出国学习。“如选择中文或阿拉伯语，学习到第二年就必须去那个国家。”这一点令胡润感到一种挑战。 　　“这是完全不同于英语的语言体系，太难学了。要是能学会学好，那才叫过瘾呢!我始终觉得，学习一种语言是一回事，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另一回事。只有理解文化才能体现出天才的基因。”胡润说。 　　1990年，胡润第一次踏上神秘的中国大地。 　　胡润作为一个进修生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 　　大学毕业后，胡润加入了安达信――当时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那时想法很现实，不管何时何地，会计师都是一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胡润说。 　　在安达信第一年的日子??乐得让胡润感觉仿佛置身天堂。没有什么责任指标，还能每个月稳定地领薪水。事务所的工作给胡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历练，使他有机会到世界的很多地方。 　　“我老老实实干了3年，心里又有点活泛起来了，想着是不是该到中国去工作了。” 　　“说实话，如果再等不到这个机会，我就考虑辞职走人了。”胡润说。 　　“我在英国实在太忙了，每天晚上呼朋唤友出去HAPPY，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上海就不一样了。举目无亲，我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回家看书。”于是在苦苦等待一年之后，1997年9月，胡润将自己“空投”到上海。 　　 　　首榜源于“走神” 　　 　　当时，安达信在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里大概排名第三，可在中国绝对是NO.1。上海的办公室里更是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年轻高薪、心态开放、精力充沛、诙谐幽默，每个人都有充满阳光。当时胡润一踏进办公室，感觉就像在度蜜月，每一天都是咧着嘴大笑，这样的状态差不多保持了9个月。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当胡润把这个问题抛给安达信的中国同事时，尽管他们在会计、审计行业算得上是精英，可结果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要是在英国，别说是金融专业人士，就算普通人也能报出十大富翁的名字。如果他们都不知道，那么几乎没有人能知道了，看来调查非常有必要，这让我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 　　距离胡润返回英国还有2个月，胡润必须在2个月里把这份东西做出来。胡润先找了一位老师，此人是渣打银行英籍经理，已在中国待了20多年。接着，胡润的中文老师介绍了她的好朋友――东华大学的学生张俊来做胡润的第一位调研员。 　　1999年7月19日，胡润开始着手排榜。尽管已过去多年，胡润仍记忆犹新。在很多人看来，制造一份榜单是疯狂的主意，何况是在只有两个人可调配的前提下，但胡润感觉这场“两个人的战争”十分有必要。 　　怎样才能在10多亿的茫茫人海中寻找到这些隐藏的富豪呢？胡润初步的想法是从公开的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的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类媒体报道，企业家自传、互联网以及借鉴《财富》杂志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几天过去了，在苦苦寻找中思路也一点点清晰起来，胡润开始锁定挖掘这些富豪的渠道：上证交易所里的A股公司、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大学校园里的捐助者、商业杂志的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军队商人、人物年鉴、红色资本家、娱乐业明星、纳税金额、每个行业最大的前十名公司等，他一共罗列出20种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胡润寻找到了张朝阳。当时他刚刚回国拿到一笔风险投资创办爱特信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搜狐；还找到了“红色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