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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民国时期中日关系
蒋介石与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
他抵抗日本侵略的行动却始终软弱无力,他寄希望于国联和欧美强国的主持公道,又将国策重心放在“安内”之上,以致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丢城失土,丧权辱国。
蒋介石集国民政府军事统帅和国家元首于一身,外交事务又“大权独揽”,在民国外交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蒋介石与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历程。
留学和亡命日本
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蔚然成风,蒋介石也加入了留日学生的行列。1908年春,进入东京“振武学校”,成为第11期炮兵科学生。1910年冬,蒋介石在该校毕业后,作为士官候补生被分配到日本北海道高田野炮兵第13联队实习。10个月的日本军队生活,使蒋介石接受了严格的“武士道”训练,对他日后的治军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师团长长罔评价蒋氏说:“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
在此期间,蒋介石结识了陈其美、黄郛等革命党人,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也结交了一批与中国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日本政治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归国参加反清革命,被日本军队开除。其后,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曾追随孙中山数度亡命日本,继续与援助中国革命党人的日本政治家交结,成为日后蒋介石实施对日政策的重要人脉关系。
“四一二政变”的日本背景
当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身领导北伐战争之际,其留日背景和右倾态度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关注,日方采用各种手段促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
1927年1月底,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断定: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稳健派”首领,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实施分化谋略比出兵更为适宜。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奉命抢先与蒋建立联系。4月初,币原训令矢田催促蒋介石迅速采取反共行动。蒋介石的代表黄郛表示:蒋本人已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和“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列为“需要断然采取行动的紧急任务”。蒋介石在日本支持下已下定“清党”决心。
4月12日凌晨,,蒋介石一手制造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时,蒋介石派遣蒋百里赴日活动,清??日本政府对他的疑虑,揭开了蒋介石实施亲日外交的序幕。
“倭寇炮中遗留不死之身”
蒋介石北伐统一全国的宏愿与日本对中国实行南北分治的战略很快发生尖锐冲突。
9月28日,在内外交困中下野的蒋介石访问日本,企图走东京路线,争取日本支持他的“统一”计划。在东京,他首先拜谒了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并经头山满安排广泛与日本各界政要接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会谈。蒋介石强调三点:1.中日精诚合作;2.日本不干涉而且帮助中国北伐,完成统一;3.日本对华政策放弃武力,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田中则强调要蒋介石倾注全力掌握长江以南,不要急于北伐;并提出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的问题。两人虽在反共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对于国民革命军是否马上进行北伐,未取得一致意见,从而为蒋日关系的破裂埋下了祸根。
1928年初,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率部进行“第二次北伐”。5月初,日本军队悍然制造济南惨案,妄图阻挠北伐,造成中国军民巨大伤亡,连蒋介石本人也处“在日本炮火之中”,自称“余实倭寇炮中遗留不死之身”。他没有接受冯玉祥等与日军决一死战的意见,而是采取绕道北伐的忍辱负重之举,实现了关内外的“统一”,并表示:“日军占领济南,意阻挠北伐,我若和他作战,便上了他的当,北伐事业付诸流水。目前无论如何要暂时隐忍,等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后,再来和他算账。”济南惨案是蒋介石由亲日转向反日之分水岭。
在“抗日”与“安内”间徘徊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始终在“抗日”与“安内”间徘徊,具体表现为对于日本侵略的“隐忍不发”和不抵抗政策。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直接导源于“攘外必先安内” 的基本国策。蒋介石为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始终没有停止过与反蒋派系和共产党的战争,当“安内”与“抗日”相交织时,蒋介石总是将“安内”放在首位。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继续发动“剿共”战争,以除去“心腹之患”。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他虽然不甘心屈服于日本的侵略,但总是认为中国“一切不如人”,“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他在国际上走英美路线,不肯承诺日本的狂妄侵略要求,但又十分惧怕日本,不敢与之抗争,而是采取不抵抗政策加以周旋。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还与其依靠欧美和国际联盟的政策有关。他说:“现在的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既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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