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乞讨行为法律权利与义务.docVIP

论乞讨行为的法律权利与义务 　　[摘要]乞讨行为可分为生存乞讨、职业乞讨两类；生存乞讨行为是乞讨者的权利与自由，职业乞讨行为则是乞讨之法定义务的放弃。治理乞讨现象的构想：从精神层面上，尊重乞讨人员的主体地位，用相互主体性的视觉去理解乞讨人员，树立权利义务观念，提升自己的人格意识；从管理层面上对乞讨要区别对待，分类救助，人性化管理的同时加大法律的震慑力。 　　[关键词]乞讨行为；法律定性；治理结构 　　[中图分类号]D90－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9－0015－03 　　 　　乞讨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乞讨是无论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都无法杜绝的行为。是惩罚还是怜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在《乞讨权利无须法律来证明》一文中指出，“最基本、最重要，值得作为示例列举出来。但这决不意味着，没有列举的权利就不是合法权利。”其观点相当明显，即认为乞讨行为是公民的一项独立的权利即乞讨权。而浙江大学法学院郑春燕教授却主张乞讨是一种自由而非权利，其在《“乞讨权”存在吗?》一文中指出：“对于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事项，公民享有的仅仅是自由，而非权利，对权利来说，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获得救济，而乞讨者无权对被请求人的拒绝行为，寻求法定的救济途径。因此，乞讨并不是一种权利，至多只是一种自由。”与此相反，禁讨令也此起彼伏。孟加拉国一位官员称，孟加拉已规定乞讨为违法行为，并计划在未来5年内杜绝街头乞讨。该官员表示议会近期刚刚通过法律禁止乞讨，“任何乞讨者被抓住后将被判一个月监禁。这些包括那些装病或仰仗残疾乞讨的人。”本文认为就中国形形色色的乞讨行为进行归类，在此基础上给予法律定性，从而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解决方法。 　　 　　一、我国乞讨行为的现实表现 　　 　　乞讨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大概从私有制时起已存在至今，即使是在社会福利制度相当发达的北欧和经济强国美国，乞讨与流浪者仍未消除，人们对这个团体的关注也从未间歇。如果对乞讨者进行一大致判断的话，大体可将他们分为两类。 　　1.生存乞讨。乞讨者往往是与贫困、天灾人祸、残疾、儿童、老人等联系在一起的，从根本上说贫困是造成乞讨最本质的因素。虽然人类社会生产力有了空前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绝对贫困已为少数，但相对贫困仍然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贫富差距不断增大，而社会保障体系又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天灾人祸、国有体制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弱势群体的增多，加重了社会的负担，贫穷成为乞讨的第一原因。 　　2.职业乞讨。从当前职业乞讨的特征上来看，可以划分为个体型职业乞讨和经营型职业乞讨。社会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给乞讨者提供了“发家致富”的可能，随着人们追求物质财富手段的多样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乞讨所受到的道德压力越来越小，对于大部分街头行乞人员来说，乞讨不再是生活无着情况下不得已的“活命”手段，而是成为与打工、种地一样的“谋生”手段。有些农民忙时务农，闲时行乞；有些打工者在没有事做时出来乞讨。乞讨成为增加收入的副业。 　　 　　二、乞讨行为的法律定性 　　 　　1.生存乞讨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从民法的角度讲，生存乞讨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基本权利。权利是人们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在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也可以隐藏在法律规范中的，可以是实现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首先，行乞权是为生存提供保障的自由权。即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权。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获得维持基本生活，而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因某种原因不能或不能及时地给予救济时，向社会其他成员乞讨以获得基本的生存。这种行为应该是乞讨者的自由权利，如果禁止这种权利的行使则不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同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相一致的。在城乡差异、地方差距仍然存在的今天，乞讨行为的存在有其必然性。由此，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生存权，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是保障而非限制。当然，作为一种生存权，乞讨的权利亦可能产生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如乞讨行为被视为“城市毒瘤”，意味着一种对城市居民健康生活的侵扰，强行乞讨行为甚至可能侵犯到其他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由此，对这种权利也需要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需遵循权利限制的一般原则，如遵循比例原则，限制不能过度。 　　其次，根据权利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和价值，可以将权利分为基本权利和普通权利，而行乞实际上是一项基本权利。其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的实现。因而也就保障了行乞人的权利。当然，公民行使行乞权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国家或公共权利对合理限内的行乞行为的不干预，才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