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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立法完善 　　【摘要】目前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法立法规定的六种实行行为与罪名存在不协调的问题，也导致实践中存在犯罪对象保护不周延的问题。对实行行为应规定准确，行为之间的界限也需要进一步厘清。要正确认定加重处罚情节中的罪数问题，增补拐卖中奸淫幼女的处罚情节，把偷卖儿童的单独立法处罚。 　　【关键词】拐卖妇女儿童罪 犯罪对象 实行行为 加重情节 立法完善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对象问题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对象问题在立法、司法上经历了一个过程，我国1979年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拐卖人口罪，这里的人口显然在外延上要大于现行刑法中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犯罪对象。全国人大常委会1991年9月颁布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把妇女、儿童作为重要的保护对象。在此基础上，1997年新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犯罪对象仅限于妇女、儿童，而把原来包括14周岁以上男性在内的犯罪对象排除在外。然而，山西黑砖窑等事件让人们看到了拐骗成年男子、买卖成年男子的事实的存在。对于此类案件，在追究案件责任人时，只能按照非法拘禁罪和强迫职工劳动罪定罪处罚。从构成要件上来看，此类行为符合拐卖的行为，从法定刑来看，相比非法拘禁罪来说，无疑拐卖妇女、儿童是一个重罪。从拐卖的实行行为来看，成年男子相比于妇女、儿童不容易被绑架、收买、接送或者中转，但拐卖罪中有些行为对所有的受害对象都是同样的，例如拐骗行为，犯罪分子针对不同对象会使用不同的拐骗行为，像黑砖窑事件中的农民工更容易被虚构的高薪所迷惑，更容易被这一作案手法所拐卖。从现实和危害性后果来看，立法上不宜把14周岁以上的男子排除在犯罪对象之外。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问题 　　罪名是犯罪本质特征或者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是这个罪最本质的体现。本罪的罪名是拐卖妇女、儿童罪，因此，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本质应在拐卖这一行为上。拐卖，其实就是拐骗并卖掉的缩写，通说本罪的犯罪客体是人身权利中的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因此，从罪名的本身和侵犯的???体两个方面出发，本罪直接的实行行为应该是出卖，拐骗是以出卖为目的的手段行为，拐骗不构成直接侵犯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把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定义为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的行为，即以出卖为目的的前提下，实施了这些行为，才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按照文义解释的方法，所谓拐骗类似诈骗中的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使这些不明真相的妇女、儿童脱离家庭生存的环境，成为被买卖的对象，一般是指“利用欺骗、利诱等手段使妇女、儿童轻信花言巧语，上当受骗，然后将妇女、儿童带走”①；所谓绑架是指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使得受害人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使用控制人身的方法把人买卖，但从绑架的外观行为来看，拐卖妇女、儿童罪中的绑架和绑架罪中的绑架并无二样，区分点在于拐卖妇女、儿童罪中的绑架是以出卖人身为目的的；所谓收买是指在别人出卖妇女、儿童的情况下进行购买，像购买普通商品一样，只是购买的对象是妇女、儿童；所谓贩卖是指买进妇女、儿童后再次卖出的行为，从中获取经济利益；所谓接送是指把被买卖的妇女、儿童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以达到买卖的目的；所谓中转是指把被买卖的妇女、儿童中间转手买卖的行为，接送和中转的区分在于中转在位置上可能没有发生变化而实现了买卖。 　　通过罪名和犯罪客体的定义，再加上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相区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应当定义在出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上。这样就引发了一些问题：首先，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对实行行为的定义显然比出卖行为宽泛多了，上述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分析了立法中规定的各种实行行为，拐骗和绑架、收买都是出卖的手段行为，从外观上看，这些行为为了控制被拐卖对象的人身，使用的手法有的比较隐蔽，有的比较暴力，只有通过这些手段行为控制了人身，真正出卖的意图才能进一步实现。换言之，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在外观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犯罪中实现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因此，直接规定这些行为与出卖的行为地位是同样的，单独都可以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超出了这些行为所能够包括的含义，与罪名和犯罪客体之间是不一致的。对接送与中转的行为而言，如果是出卖人自己亲自接送、中转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则可以包括在出卖的行为之中，这里的接送、中转是指出卖人以外的人的行为，首先从字面所能包括的意思出发，接送、中转与贩卖等是不同含义的行为，立法中把他们并列一起也说明了这一点；其次，前文已说明这两个行为是出卖人以外的其他人的行为，接送与中转是附属于出卖人的出卖行为，是为了实现真正出卖人的出卖行为，在立法中把二者规定为并列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是不合适的。第三，再看贩卖和收买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二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