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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发展道路研究的最新成果 　　由陈德述研究员任主编、高云梧等同志任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论诗歌发展道路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诗歌发展道路研究的最新成果,该成果是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于2008年12月在成都召开,纪念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发表“中国诗的出路”5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著名诗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原会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贺敬之专门为之题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创造中国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新体诗歌”。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逄先知作序并题写书名,于2009年9月付梓面世。该书在诗歌发展道路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对“中国诗的出路”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从《诗经》开始有几千年的历史,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格律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世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律诗发展到了顶峰,也必然酝酿着如何改革、如何创新,以谋求新的发展。于是在清末黄遵宪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但是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的方向均不明确。“五四”运动,在外来诗歌文化的冲击下,西洋诗的大量涌入,古典诗词随即被打入“冷宫”。然而,没有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引进必然是盲目的,且与中国诗词传统也格格不入。因此如何使现代诗歌民族化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先是吴芳吉等诗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后来闻一多等诗人提出新格律诗的理论,并在创作实践中摸索,但也是星星之火无燎原之势。自从毛泽东1927年的《沁园春#8226;长沙》到1936年的《沁园春#8226;雪》直至建国后一系列创作,激活了古典诗词,初现诗歌改革的方向。毛泽东在进行诗词创作的同时,也进行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58年提出系统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为中国诗歌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该书首先对“中国诗的出路”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何火任在《中国诗歌的出路:从“新诗”到“新体诗歌”》中,对“五四”时期的诗进行了反思,肯定了它的成绩,并论述了“新体诗”的探索历程,认为:“‘新体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时代趋势。”陈德述《毛泽东中国诗歌出路的理论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文,对毛泽东关于中国诗歌出路的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讲到民歌时,陈德述认为:“必须从民歌中去吸收民族的、时代的、人民心灵中的养分来创新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中国的当代诗歌,只有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讲到古典诗词时,陈德述认为:“古典诗词中包含有极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和文化信息,只有认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古典诗词,总结古典诗词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审美模式、表现手段以及古典诗歌产生的文化土壤等等,才能改革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在讲到毛泽东关于“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理论时,陈德述认为:“诗歌应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如何才能“高于生活”呢?当然是通过意境的塑造,意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浓缩和概括,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结合,是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它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因此陈德述认为:“通过上面的分析,完全可以看出毛泽东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导向性”,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胡国强也认为:“毛泽东的诗论为中国诗歌发展繁荣的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余零针对2008年《中国诗词》第三期上发表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一文,根据毛泽东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强调毛泽东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使中国诗歌的革新、创新与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从而深化了对毛泽东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理解。 　　我国作为诗词大国,不但创作有丰富的诗篇,而且也有全面系统的诗论,古代叫做“诗话”。虽然它们从微观上对诗词的赏析、诗词的审美等方面颇有见地,但是从宏观上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还没有。毛泽东以他独有的思想,高屋建瓴地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是对中国诗论的丰富与发展。而该书对毛泽东诗歌发展道路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中国诗的出路”思想的理论内涵、理论价值和创作指导的意义,明确了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和贡献之所在。 　　 　　二、 把毛泽东诗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结合起来研究,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二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诗词理论及作品的赏析,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赏析而赏析,应该落实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上。什么是民族新体诗歌,学术界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未能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毛泽东的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