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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需要心理支援的人 　　震后5 个月，北川县救灾办主任董玉飞突然自杀，这让所有人开始关注基层干部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灾难的受害者，另一方面震灾后巨大的工作量又会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社区干部黄勇对自己唯一一次接触心理干预的讲述，印证了心理工作者的忧虑：这群人其实才是在震灾中最需要心理援助的群体，自己却没有清醒的意识，总选择独自承受。 　　 　　我是北川人，死里逃生以后，和其他人一起先被转移到绵阳九洲体育馆，在那里临危受命为临时副支部书记，负责安抚群众，分发物资，登记党员人数。后来到了永安第三安置点，又转到现在的永兴板房区，担任一个负责200 多群众工作的小组长。 　　在永安的时候我们住在临时搭建在路边田地的帐篷里，地面很潮湿，没有床，天气又很热，我自己本身腿部有点残疾，缺医少药，再加上失去妻子和财产，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 　　我后来和一个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聊天，得知救援的时候一定要在旁边守着――那个人就是不住地请求救援人员一定要继续挖不能放弃，他的家人才最终获救，我听过后更加难受。地震刚发生时我也想过要去找妻子，可是周围的人都不让去，作为一个男人，我是失职的。尤其想到结婚后刚开始感情不好，近半年才亲密起来，妻子一直没享过什么福，刚过几天好日子就没了，特别内疚。 　　当初和妻子感情不合时，我想过去找心理咨询师，不过当时北川县根本就没有，所以就耽搁下了。地震以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震后的恢复工作异常繁重，经常会有群众和上级沟通不畅导致矛盾发生，作为夹在中间的基层干部，我和同事们经历了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情，种种情绪汇聚在一起，我觉得已经无法承受了。 　　在九洲体育馆，我看到一个挂着心理援助牌子的帐篷，门口有一个工作者，就过去问她是不是心理咨询师，对方说是，我就进去坐下跟她聊，聊了一个多小时。几乎都是自己在说，谈了所有不痛快的事情，大哭了一场。出来以后觉得很舒服，生活又可以继续了。我曾经鼓励我母亲接受心理咨询，结果我母亲很生气，说那是疯子才去的地方。 　　那是我唯一一次接触心理??预，有那一次就足够，其他的事情可以自己解决。只有在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才去找心理咨询师，一次效果就很好，会终身受益。平常小事自己化解就行，我这人从来不钻牛角尖。 　　口述／永兴板房区回龙社区干部 黄勇 　　 　　据调查，震后幸存的1400 名北川干部中，半数以上干部家庭中有直系亲属死亡，几乎所有人都有旁系亲属死亡。这些干部在自身存在震后严重心理障碍的同时，身上还肩负着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繁重工作。 　　心理危机干预显然被黄勇当作了一剂强心针。一方面，他接受干预的时机是地震过后一个月左右，这个时期正是从混乱中趋于平静的最初阶段。在创伤慢慢消失的过程中，一些不平衡的因素会导致重组发生，受创伤的心理状态会重新构建平衡，这些重组如果建构得不恰当，会造成一个人心理状态的不健康。 　　举例来说，一个人在灾难中丧亲，他如果在恢复中形成“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的认知让自己平衡，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任何一点点不公平的事情就会让他变得非常愤怒和沮丧，甚至丧失主动性。所以，早期心理干预应该发生在不适当的重组之前。黄勇比较及时地通过专业帮助构建了比较正确的认知，于是他现在觉得一切都还不错。 　　另一方面，如果硬要把心理危机干预比作是药的话，它应该更像中药，用药过程长，但是理论上应该可以“去根”，一次干预难以完全消除所有的隐患。 　　目前广为接受的一个完整心理干预过程应该包括六个步骤：第一，精神状态评估，确定救助者的问题。第二，和求助者建立关系，让他感觉到安全， 取得彼此的信任。第三，给予支持，主要是倾听他的讲述，表达理解，陪伴他。第四，提出并验证可变通的应对方式。第五，制定可行的计划。第六，获得承诺，让求助者自己对计划进行承诺。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过程，目前由于条件所限，大部分的心理干预工作都只进行到第三个阶段，后期的工作还没有开展，或者已经中断。但是后期的巩固和强化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必要环节。 　　同时， 更多类似黄勇的基层干部，要么没有时间，要么对心理援助不了解，选择独自面对创伤，或者干脆湮没在繁忙琐碎的工作中。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另外一个北川干部家中丧亲10 余口，连遗体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他地震之后一直失眠，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一下子就被砸死了也好，可如果被埋了很久窒息而死，或者饥渴而死怎么办，当时要是试着去找找她们，也许今天的故事又不一样#8943;#8943;这些想法通常让他凌晨一两点才能勉强入睡。 　　这位干部也曾想过去心理咨询室说说话，但两次都是在去的半路上接到工作电话，只好作罢。他说，也只有心情特别好时才会想着去找个人聊天，真正痛苦的时刻，他的选择是独自承受。他在心理援助志愿者访谈时只是说，“能不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