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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的性质：著作权的例外还是合理使用权-法律 “合理使用”的性质：著作权的例外还是合理使用权 李军政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合理使用”作为著作权的例外的制度设计能够保障社会公众对他人作品的合理使用利益，不需要依据泛权利化的逻辑将其规定为“合理使用权”；作为法益的合理使用并不具有权利化的构成要素和必要性。环境利益的保护历史表明，要想真正实现著作权法对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作为使用者三方利益的有机平衡保护，切实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以制度化的方式体现和保障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公众利益表达的组织载体与话语权，而不是执着于权利化。 关键词 ：合理使用；著作权的例外；合理使用权；法益；环境利益 中图分类号：DF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2-3933( 2014)11-0054-09 引言 著作权法以赋予作品创作者以适度的、垄断性质的权利为手段，从而激励作品的产生、最终实现社会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的公共利益为立法宗旨。其在制度设计上应当体现创作作品的作者利益、传播作品的企业利益和使用作品的社会公众利益的适当平衡理念。合理使用制度作为著作权法这一社会功能的首要体现¨，早已成为我国著作权法体系当中的重要制度。尽管学术界对我国现行合理使用制度的研究热点集中在从实证规范角度探讨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以及探讨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的选择：大多数学者建议应当将现行的具体列举式的立法模式改造为更具弹性的概括式模式。但作为地位如此重要、肩负着保障和实现著作权法上述“三巨头”利益主体之一的社会公众利益的一项制度，其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究竟是应局限于现行规定之“著作权的限制与例外”的附属于著作权的编外地位、还是应当堂而皇之地上升为“合理使用权”的权利性质，却鲜有研究。据笔者并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国内外仅有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献专题研究此一问题。本文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修订工作有所助益。 一、著作权法对三种利益的保护模式 显然，在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意欲实现调整的上述三种利益当中，作品创作者和传播者的利益都已经由著作权法明确地权利化了，即著作权和邻接权（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著作权法是以权利本位为基点的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其立法之重点显然在于对作品创作者的著作权的保护，明确以列举的方式具体规定了十六项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分别按照在当前传播技术条件下可能存在的对作品的不同使用方式逐一设定权利；这还不够，为实现著作权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所引发的新的作品使用方式的潜在挑战，法律更是外加以概括式、兜底式方式规定了单独一项著作财产权即“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②。这种概括加列举式的立法模式可谓为著作权人编织了一张严密的权利保护网，充分反映了当代著作权不断扩张的趋势和个性。相较于此，著作权法对作品传播者的利益保护机制似乎就有些相形见绌了，既未采用概括式的一般性规定，也并未按照作品的不同传播方式逐一赋权，而仅仅是分别对三类不同传播形式的传播者采用明确限定性的方式列举了表演者的6项权利③、录音录像制作者的4项权利④、广播组织的3项权利⑤。如果单纯从权利数量的角度而言，似乎著作权法对作品传播者的利益保护力度远不如对作品创作者的保护力度；也与学者通常认为的从著作权的诞生之日起其就是假借“作者浪漫主义”而行保护以书商为代表的作品传播者利益之实。的观点相悖。实则，如果考虑到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法人作品以及特殊职务作品都直接以法人而非真正创作作品的自然人为作品创作者⑥、甚至一般职务作品的权利设置也为法人利益作出了重要的让步⑦；以及社会实践中作为个人的作者一般是通过著作权转让合同将著作财产权转让给作为法人的作品传播者、从而传播者事实上在行使着创作者的权利⑧，甚至法律强制规定作为作品传播者的图书出版者根据与著作权人的合同所取得的专有出版权的合同债权也具有约束第三方的效力⑨；那么，著作权法对作品传播者的保护力度就远远不止限于法律以列举式模式限定的范围之内了⑩。 再来看著作权法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从法理而言，社会公众利益是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著作权法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力度应该最为强烈。但遍观整部著作权法，却没有将任何一项社会公众利益上升到权利的高度！即便是作为社会公众利益集中体现的合理使用制度也不例外：从法律概念的严谨性角度而言，甚至没有法定的“合理使用”概念，仅仅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的12项限制、更加没有概括性的一般规定①；从立法体例上看，合理使用制度是被置于著作权法“第二章著作权之第四节权利的限制”部分。这样的安排，无疑将合理使用制度定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