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园林——士人的园林审美心态.pptVIP

文人园林——士人的园林审美心态 发展 东汉末，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普遍流行着消极悲观的情绪。人们深感“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因此滋长了及时行乐的思想，即使曹操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也不免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魏晋时，士族集团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斗争的手段不是丰厚的赏赐就是残酷的诛杀。于是消极情绪与及时行乐的思想更是有所发展并导致了行动上的两个极端倾向：贪婪奢侈，玩世不恭。 士大夫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名士”，如“竹林七贤”，他们以纵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反抗礼教的束缚，寻求个性的解放。其行动则表现为饮酒、服食、崇尚隐逸和寄情山水，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流”。处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游山玩水的浪漫风气。 早期的山水诗文也大量涌现于文坛。寄情山水、雅好自然既然成为社会的风尚，为避免跋涉之苦、保证物质生活享受而又能长期占有大自然的山水风景，最理想的办法莫如营造“第二自然”——园林。于是，山水园林、山水风景区蓬勃发展。其中，尤其是文人、名士们所经营的园林，因直接受到时代思潮的哺育启示而茁壮成长，比较普遍，是当时造园活动的主流。当时文人的园林其规模一般都小而精，造园的手法从单纯写实到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过渡，园林与山水画、山水诗文互相启导，互相发展，是包含着老庄哲理、佛道精义、六朝风流、诗文趣味影响浸润的结果，获得了社会上的赞赏，开启了后世文人园林的先河。 隋、唐时期，园林较之魏晋南北朝更兴盛，艺术水平也大为提高。其一，政局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呈现空前的太平盛世 。人们普遍追求园林享受。其二，兴起科举制度，广大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有了晋升的机会，他们一旦取得官僚的身分便有了优厚的俸禄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却没有世袭的保证。宦海浮沉，升迁贬谪无常，共同的经历形成了共同的处世哲学。在朝为官努力做一番事业，同时也自己预留致仕罢官后的路。经营园林，便是为将来退隐林下独善其身。 其三，科举取士，文人做官的比较多，园林成为他们的社会交往的场所，受到文人趣味、爱好的影响也较上代更为广泛、深刻。中唐以后，文人直接参与造园规划，凭借他们对大自然风景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美的高度鉴赏能力来进行园林的规划，同时也把他们对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浮沉的感怀融注于造园艺术中。于是文人官僚的士流园林所具有的那种清新雅致的格调得以更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更添上一层文化的色彩，便出现了“文人园林”。文人园林乃是士流园林之更侧重于赏心悦目而寄托理想、陶冶情操、表现隐逸者，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润而“文人化”的园林。 1.以玄对园林 玄学与山水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关联，这种内在的关联在先秦道家那里就有设计，老庄就把恍惚之“道”的追求和道的显现方式“天地”联系在一起。《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知北游》也说：“圣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天地”在老庄哲学里是指包含自然山水又超远自然山水的一种自然全美状态。 在这种玄学和自然山水观念下，时至东晋，在自然山水体道之风日炽，开始成为了一种名士风尚。孙绰在《太尉庚亮碑》中用“以玄对山水”对此风气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屈其迹，而方寸然，固以玄对山水。”《世说新语》对这种“以玄对山水”的现象有很多的记载：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以上这些人都是把自然山水的亲近、观赏看做使人“神超形越”“人情开绦”的重要途径，这是他们实现自有、超脱的人格生活理想的重要方面。当自然山水园林化后，他们的这种体玄识远途径就转移到了对园林的亲近和观赏上了。 孙绰的《答许询诗》云：“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散以玄风，绦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园。道足胸怀，神栖浩然。”这里，孙绰很明显地指出了玄学与园林游赏之间的关系。《世说新语·言语》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禽兽鱼自来亲人。’” 园林作为一个山水兼备、避风遮日而又住食无忧的场所理所当然得到了玄学家们的亲睐。从六朝史料可以看出，很多玄学活动都是在园林里进行的。 大部分玄学言家都有自己的私家园林，如许询、孙绰、谢安、王羲之等。他们在园林活动里的一些表现都与玄学紧密相关。如孙绰的《遂初赋》其叙曰：“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世说新语·言语》也记载。这种通过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