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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与“通经致用”-哲学 廖平与“通经致用” 向珂 作者简介：向珂，四川乐山人，（武汉 430072）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40页。 ②Quentin Skinner: preface’,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volume one，pⅹⅲ. ③胡适：《致钱穆》，《胡适全集》第2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第84页。 ④钱基博：《古籍举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1页。 ⑤李学勤曾指出：“仔细研究许慎《五经异义》，结果与廖平《今古学考》的学说是不一致的。这促使我们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汉代经学今文是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观点……改变自《今古学考》以来普遍流行的今、古两派观点，对于经学史及有关方面的研究是一件大事。”(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见张岱年等著：《国学今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 ⑥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 17页。 【摘要】近代，廖平以经师身份名世。他一生努力著述，留下大量经学著作，其著述本身又属于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参与行为。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廖平将“通经致用”作为研究经学的最高准则，同时以此说明，不能直接将廖平著作中的论述作为确凿可靠的结论在当代的学术话语中加以引用。 关键词 廖平；经学；通经致用 中图分类号：B25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4-0090-06 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廖平作为“经学时代”的最后一位关键人物①。近年来，对于廖平的经学思想之研究，成果甚多，无须赘述。笔者想另外提出的疑问是：廖平一生辛勤撰述，其背后的意图究竟何在？即便是其被公认为经学史的客观著作（如《今古学考》），其撰述的意图是否旨在求“客观”？ 借用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说法，对于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而言，如果要对过去的文本作出全面的分析，我们就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作者在写作中的行动为何（What their authors were doing in writing them）②。那么，若仅就著作文本的内部逻辑来加以诠释、分析，便易忽视作者面对自身处境而拥有的写作意图，也就遮蔽了“写作即行动”（Writing is doing）的面向。更值得注意的是，廖平的一些著作在近现代却又常被奉为结论可靠的学术史著作典范，一些结论也被作为常识而广泛接受。比如，胡适给钱穆的信中说过：“我以为廖季平的《今古学考》的态度还可算是平允……”③钱基博也说：“井研廖季平本《五经异义》，以考两汉说，成《今古学考》上下二卷，而昔人说经异同之故，纷纭而不决者，至是平分江河，了如指掌焉。”④然而，已有学者就此提出了异议⑤。 其实，廖平的著作当中一再强调“通经致用”的基本原则，那么，他的著述并非遵循现代学术标准，他在经学方面提出了大量观点，而这些论述仍然旨在“致用”。这篇小文章从三方面来讨论，希望以此来说明他是如何将“通经致用”作为研究经学的最高原则来表明他的现实关怀。 一、对于“国朝汉学”的批判 廖平于光绪二年（1876）自成都尊经书院肄业，时年25岁。而就在他往成都参加科试的时候，甚至没有见过《说文解字》一书⑥。可以说，此时张之洞在四川推行的“汉学”，于他而言，当属闻所未闻。与廖平同在书院学习的张祥龄说：“同治甲戌南皮张先生督学，提倡纪、阮两文达之学，建书院于省会。送高材生百人肄业其中，以《说文》及《提要》为之阶梯……川省僻处西南，国朝以来，不知所谓汉学，于是颖异之士，如饥渴之得美食，数月文风丕变，遂沛然若决江河。”张祥龄：《翰林院庶吉士陈君墓志铭》，转引自《廖季平年谱》，第16页。 在书院学习的早期，廖平对于“国朝汉学”倒是一心模拟，学习文字、训诂之学，且撰有一定数量的考证札记。继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的谭宗浚在《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中这样赞扬廖平：“廖子朴学追服刘，校勘审碻刊谬悠，森森腕底攒戈矛。（井研廖登廷字勋斋，年二十七）”谭宗浚：《尊经书院十六少年歌并序》，氏著：《荔村草堂诗钞》卷8，广州：光绪十八年（1892），第10b页。 由此看来，廖平早年对“国朝汉学”下过一番苦功。 但自光绪五年（1879）到光绪十年（1884），正是廖平在思想上异常活跃且烦闷的时期，一方面他对书院所教授的经学方法不满，另一方面又要为在经学研究上自寻出路。在他后来公开的著作中，便可以见到大量的猛烈批评“国朝汉学”的相关文字，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