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偏安西北王者.docVIP

西北大学偏安西北的王者 　　在这样的一个城市，西北大学显得有些形单影只。 　　西北大学在省外的名声确实有点不够响。在我报考西北大学时，我还不知道它究竟在哪座城市，也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么一所大学。如果说兰州大学是中国最孤独的大学，我想，西北大学应该就是中国最容易被人误解的大学。“西北”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一个让我们有些误解的名词，总是让人想到戈壁、沙漠、风暴、干旱、黄土等，也更让人觉得学校就在甘肃、青海等更西部的省份。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写些小文章投给报刊。写得多了，有时就连回信地址中的省市名也省略了，直接写“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然而，在收到的回信中发现有些信封很有意思。有一个信封上面贴了个“退改签”的字条。我细看，原来信封上只写了“西北大学”，没有写具体省市，从邮戳上看，这封信是从兰州大学转过来的。最离奇的一封信，地址写的居然是“甘肃省西安市”。编辑是好心，只想让信件能准确到达，却没料闹出了笑话。这一则小插曲，从另一个侧面或许也可以看出西北大学的尴尬。 　　虽然西北大学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尴尬和误解，但它从不抱怨，不慌张，只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像极了这座城市：一座城墙圈住洗净浮华的沧桑，与外界相安无事。记得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地质学系的舒德干教授正处于科研高产时期。他以第一作者在《Nature》和《Science》杂志共发表研究论文10篇，获得了空缺了好几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对古生物进化的研究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声誉。当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想用重金挖他过去时，他只说了一句：我爱西北大学。 　　舒教授是个工作狂，一天十几个小时他都在实验室里寻找早期生命进化的真谛。有幸去过一次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就像一个采石场，桌上摆放着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碎石，地上堆满了一摞摞还未开封的装满化石样本的木箱，屋内飘浮着细细的尘土，只有桌上的那台显微镜还能时时提醒人们这是一间实验室。就在这间实验室里，舒德干教授从一个绿色的大保险柜中，双手捧出那块为中国科技界带来无上荣誉的“昆明鱼”化石，开始为我们讲解这块不起眼的石头。难以??象眼前的这条小鱼儿就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整个脊椎动物的“老祖宗”。舒教授说，当时找化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地人要他们每天交300元的开采费，否则便不准开采。他们经费紧张，拿不出这笔钱来，开采工具经常被收。没办法，舒教授他们只好偷偷摸摸地去采，采下来后赶紧运走，否则也有被没收的危险。“昆明鱼”的那批化石就是连夜运走才免遭“劫难”，要不然那位“老祖宗”便无出头之日了。舒教授还有一个更令人惊讶的“癖好”。他经常喜欢睡觉前躺在床上想问题。他说这不仅能起到“催眠”的效果，而且还会有更奇妙的“灵感”。第二天醒来时，舒教授忽然来了灵感，就马上从床上跳下来，找杆笔把要点记下来，生怕忘记，然后心满意足地刷牙洗脸，推上他那辆破旧的永久牌二八自行车，开始他的工作和生活。 　　西北大学就如西北老农一样朴素、踏实，面朝黄土兢兢业业地潜心学术，百年间，从这里走出的名人数不胜数，马寅初、廖仲恺、舒德干、何炼成、张维迎、贾平凹、迟子建、牛汉、雷抒雁、陈宗兴、王岐山……曾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 “作家摇篮”，位列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省部共建高校行列，这在众多地方性大学里的确不多见。我总是想，这也许是因为西北大学面临的尴尬让许多学子终究要承受这种默默无闻的坚守，他们更愿意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导师何炼成在多年后回忆说，张维迎的研究生3年，除了最后一年忙于毕业论文，前两年，大多捣鼓他的读书会。他的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研读现代经济学的原著上。一次，张维迎从外文书店买回一本台湾的翻译版本《中级微观经济学》，繁体字，非常厚，鼓动读书会成员人手一本。一个月后，何炼成再次看到这本书时，上头已被标注得密密麻麻。这本书，张维迎至今保留在手。如此多久仰大名的校友，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我们的自豪感。那时候我们在宿舍经常卧谈，说西北大学应该合并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重新组建新的西北大学。每每听到或者看到别人对学校的误解和偏见，我们总是要乐此不疲地鸣不平，校史、科研成果、名师……一切都可以作为佐证。 　　当然，这些都只是笑谈。西北大学在这样的一座城市，终究要承受这种默默无闻的坚守。它虽然无法给予我们巨大的光环，但是西大的老师们对学生却无限关爱。学院资料室的朱老师就是这样。朱老师烧得一手好菜，同时具备南方的特色和北方的风味，煞是让人羡慕。她每天早晨都给我们带些早点和小菜。早晨起得很晚的我，常在睡梦中被她打来的电话唤醒，叫我去吃早餐。后来才知，朱老师是有意改变我晚起床、不吃早餐的习惯。朱老师最喜欢煮稀饭，往往一煮就是一大锅。一到吃饭时间，那些中午不回家的老师就跑到她的办公室，坐在那儿等着她把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