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辽西京农业发展与辽朝民族融合关系.docVIP

试论辽西京农业的发展与辽朝民族融合的关系 　　契丹很早就有了农耕的历史，《辽史》记载：“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１］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帝国之后，亦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尝以户口滋繁，纠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2］太宗更是将农业视为军国要务的重中之重，会同八年（公元946年），问军国要务，左右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3］上深然之。是年，诏徵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4］待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辽的历代统治者更视农业为国之第一要务。 　　帝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在当地的统治，增加了赋税，大力发展农业，更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1）命诸道教民种树，种植桑麻，开垦圹田或募民耕种荒地；（2）贷给贫苦农民耕牛、种子、农具和粮食，减免租赋；（3）禁止富室放高利贷盘剥农民；（4）禁止各军官非时放牧妨农；（5）灾荒时给予补救、免租，赈济及设置义仓备荒；［5］（6）通括户口。《辽史》记载了很多，如：《辽史》卷七十七《耶律挞烈传》载：“会同间，为边部令稳。应历初，升南院大王，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辽史》卷一十三《圣宗纪四》载：“统和十三年六月丁丑，诏减前岁括田租赋。”《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载：“道宗初年，西北雨谷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钱。时西蕃多叛，上欲为守御计，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以马人望前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检括户口……”等等。这样既巩固了契丹族统治，又增加了帝国的财政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辽西京具有发展农业的优势条件，即盆地内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宜人，十分适合农业发展。加之统治者的鼓励政策和当地人民的勤劳，西京的农业经济在有辽一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西京地区地处与宋朝和西夏的交界处，经常会有战争，有诗云：“父子尽从蛇???殁，弟兄空望雁门悲。”［6］战争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所以人民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会造成大量的劳动力逃逸，耕地自然也会荒废，帝国的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恢复生产力，经常会制定一些鼓励的措施，如：“乾亨四年（公元982年），契丹以山后诸州给兵，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兵，乃诏复今年租。又敕：诸州有逃户在庄田，许番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之一分。诈认者罪之。”［7］从这条史料中还可以看出，为了发展当地农业经济，已经开始鼓励“番”人转为农业人口了，这里的“番”人应该包括了契丹、沙陀、党项等西京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而且在西京的辽墓中出现了铁农具，如在山西省天镇县夏家沟地出土文物中，有不少辽代的铁器，如铡刀、车辖、羊毛剪、车穿（直径8寸、5寸各一个），现存于山西省博物馆内，足见辽时铁器已经普遍用于农业、畜牧业和运输业了。［8］同时也可以说明西京地区的“番”人已经开始转变生产方式，意味着这些民族的人口开始了自己的封建化进程，是民族融合在生产领域的重要体现。 　　另外，古代农业经济的生产和发展还经常遭遇天灾或者人祸，辽统治者为稳定统治，收拢人心，采取减免租赋等措施，以鼓励农业生产，例如：“统和十年（公元992年）二月壬午，免云州租赋。……辛卯，给复云州流民。……五月癸巳，朔州流民给复三年。……八月癸亥，观稼，仍遣使分阅苗稼。”［9］“寿隆元年春正月乙卯，振奉圣州贫民。二年春正月辛酉，市牛给乌古、敌烈、隈乌古部贫民。……六年二月癸丑，出绢赐五院贫民。”［１0］此外，还选拔负责任的官员出任当地的官员，稳定人心，发展生产。重熙十五年，杨佶“出为武定军节度使。境内亢旱，苗稼将槁。视事之夕，雨泽沾足。百姓歌曰：‘何以苏我？上天降雨。谁其抚我？杨公为主。’漯阳水失故道，岁为民害，乃以己俸创长挢，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辕泣送”。［１1］兴宗皇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御清凉殿宴劳之。 　　在自身无法解决发展的问题之时，帝国的统治者们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将危机转嫁，让宋帝国为其输送血液。《老学庵笔记》载：“辽人刘六符，所谓刘燕公者，建议于其国，谓：‘燕蓟云朔，本皆中国也，不乐属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虏主宗真问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敛于民者十减其四五，则民惟恐不为北朝人矣。’虏主曰：‘如国用何？’曰：‘臣愿使南朝，求割关南地，而增戌阅兵以胁之。南朝重于割地，必求增岁币，我?不得已受之。俟得币，则以其数对减民赋可也。’宗真大以为然，卒用其策得增币……及洪基嗣立，六符为相，复请元议……遂尽用银、绢二十万之数，减燕云租赋。”［１2］既减轻了自己的境内人民的负担，又起到了收获人心、发展农业的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