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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和他的新政权梦 　绝望的老臣 　　光绪二十六年，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则是庚子年，历史标签为八国联军侵华。这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的谕 旨，亡羊补牢，试图为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朽帝国披上一件廉价的棉袄。慈禧在谕旨里，责成所有的中央显要、地方大员以及出使各国使臣，都来提提意见，说说怎 么样才能得到人才，才能改善财政，才能强化武备，才能振兴国势。限期两个月，所有人都要把意见呈上来。 　　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圆明园里的洋人们的狂欢尚未落幕，但这道谕旨的颁布，却已经为之后的清末新政打开了缝隙。 　　 　　张之洞虽然身在湖北，但凭借着自己在朝中的关系，早已从袁世凯等人处提前知道了新政的消息，故而，他对谕旨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精通宦术的他，接到上谕的那一刻，最想知道的，其实是这一谕旨的倡议者是谁，朝中具体有哪些人赞成，这可以帮助他确认朝廷是否真的想要变法。 　　很快，张之洞的情报网就得出了结论：新政出自“圣意”，是慈禧提出来的，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均表示赞成，谕旨甚至还是由荣禄的门生所起草的。这些 信息，本来已经足够充分，可以让张之洞确信：这一次，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但随后收到的安徽巡抚王之春的电报却让张之洞出了一身冷汗。 　　王之春在电报里说（译文）：“我得到朝中军机章京们的密报……告诫我们，在回奏如何变法的时候，千万不要偏重西学……以中国古代思想立论，或许不会招致圣怒。” 　　要变法，却又不能偏重西学，朝廷的态度让张之洞一头雾水。为了确认王之春的情报是否属实，他特地给姐夫鹿传霖去了一封电报。鹿传霖在回电里否定了张之洞所谓 的“小道消息”，但同时又委婉地劝告道（译文）：“谈论新政，不必拘泥于西学名目，以免授人以柄”。显然，鹿传霖变相地肯定了王之春的情报。 　　空欢喜一场的张之洞在给鹿传霖的回电里慨然长叹（译文）：“果然如此，变法二字可谓文不对题，仍然不会有任何作用，中国终归要走向灭亡！……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大变西法这一条出路。” 　　鹿传霖的忠告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张之洞此后虽仍然主张大变西法，但在行动上却一直相当地谨慎和收敛——枪打出头鸟，所以他告诫王之春，千万不要急于给朝廷回奏，先看看别人怎么说。 　　可以想见随后张之洞回奏的内容，除了敷衍，还是敷衍。而敷衍，则意味着绝望。 　　日记里的秘密 　　其实，张之洞对朝廷的绝望早已有之。 　　慈禧“红颜一怒”，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孱弱之国，同时对一箩筐西方强国宣战，就已经让许多有远见的地方督抚们寒心。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 一等人都一致拒绝参与这场荒诞的战争。当朝廷要求地方督抚派兵北上勤王的时候，张之洞留下了他最精锐的部队，只拨给老太后一群缺弹少药的老弱病残。 　　李鸿章曾在两广独立的问题上犹豫再三，在这方面，张之洞走得比李鸿章要远得多。他不但有过组建新政权的想法，而且还为此积极地进行着实践运作。晚清最务实的两位大员，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甲午前后，日本曾派遣了大量的武士和浪人来到中国，侦查中国军政民各方面的情报。宇都宫太郎即其中之一，他被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职责是侦查中国长江流域 的军情。1897年，他曾在武汉面见过张之洞，之后二人一直长期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在一封给总理衙门的电报里，张之洞曾这样说道（译文）：“日本参谋宇都 宫，今晚秘密告诉我，他此行其实奉有日本政府的密旨，前来商议中日联盟之事……”可见二人关系一度相当密切。 　　庚子年，宇都宫太郎回到日本的参谋本部工作，能够获悉日本政府的许多重要机密。他身后留下了一本日记，其中一些章节暴露了张之洞在庚子年企图抛弃清政府，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南方组建一个新政府的秘密用心。 　　 　　宇都宫日记1900年6月28日条下有这样的记载： 　　“六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此日（二十七日）夜半时分，与钱恂（张之洞的心腹幕僚）会面，谈及时事……其间，钱恂言道：张某（即张之洞）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 　　此时八国联军正向北京挺进。在张之洞看来，北京城里的老太太极有可能就此和清王朝一起走到命运的尽头，为保国计，他不得不未雨绸缪。 　　7月6日，宇都宫日记下又有这样的记载： 　　“七月六日，天气阴。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吴元恺部二千名，张彪部二千五百名，此外再募集三千名。并又提及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步枪五千挺……”（注：张彪、吴元恺都是张之洞部将） 　　慈禧天真地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天兵天将”们，将欧洲列强尽数击溃，但眼界更为开阔的东南各地督抚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了朝廷的这一举措是自取其辱，甚至是自取灭 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