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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网络时代依然飘扬的大纛 　　【话题引入】 　　2009年2月12日,李辉公开撰文,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的年龄、人品、学术成就,一时间网络上下,口水乱喷,莫衷一是。其实,类似的质疑在许多地方都发生过,比如“正龙拍虎”“久耕托市”等。在网络媒介发达的今天,人们对真相的探求似乎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敢于质疑的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凡事都要亲自见证才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走向了反面呢?难道彼此的信任已经在质疑面前烟消云散了吗?我们需要有质疑的精神,同时更需要彼此的信任,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和谐的动力所在。 　　 　　【现象点击】 　　2月12日,昆明市晋宁县一男子在看守所受伤后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晋宁县公安机关给出的答案是,李荞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不小心撞到墙壁导致的。这一答案引发网友强烈质疑,“躲猫猫”立即成为流行词语。19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在网上发布公告,高调征集网民会同有关部门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参与调查事件的真相。短短几个小时内,共有510人报名参与,并于当天晚上组成了“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但是最终无功而返。 　　 　　【媒体评说】 　　任何问题都会有最后解决的时候,比如“躲猫猫”事件,已经由云南省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公布了调查结论:这是一起发生在看守所内“牢头狱霸”打死在押人员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这个结论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 　　但是我们不能不反思,为什么网络民众会对类似案件如此关注呢? 　　 　　后“躲猫猫时代”的 　　不信任危机 　　刘海明 　　 　　云南警方公布看守所内有在押人员因为“躲猫猫”一类的捉迷藏游戏而死后,网民调查团成为超越案件本身的热点。然而在经历尴尬的调查后,网民铩羽而归,真相并未大白。这些质疑案件的网民代表,反成遭质疑的对象。(《京华时报》2月22日) 　　本来是想赴实地考察,弄清“躲猫猫”事件真相,最终没有寻到真相的蛛丝马迹不说,还落了一身骚,网民调查团成员在网上甚至被怀疑是“御用网民”。没完成历史使命的网民调查团解散了,“躲猫猫”事件依然扑朔迷???。后“躲猫猫时代”带给人们的,可能是更多的不信任危机。 　　在网民没有介入调查此事前,舆论的指向是单维度的,那就是“躲猫猫”事件的案发地――看守所和云南警方,多数人关心的是犯罪嫌疑人李荞明的真实死因。而在后“躲猫猫时代”,旧的疑惑没有被消除,新的疑惑又冒出不少。网民调查团成员要看监舍的监控录像,晋宁公安局否认监舍有监控录像,而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和媒体报道的说法则是“因相关规定而被拒绝”。警方的说法缺乏应有的清晰度:是没有安装监控设备,还是安装了监控设备没有录像,这显然不是一个概念。是否安装有监控设备,相信公安部门应该有相应的规定。按照我们的常识,越来越多的机关除厕所外都安装了监控仪器,关押还没有被证实最终有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场所,竟然没有录像监控设备,有点说不过去。再者,最初披露李荞明死因时,警方说是玩“躲猫猫”游戏撞墙而死。晋宁县人民检察院的调查结论是,在押嫌疑人普某、李荞明等人在玩游戏时发生了争执,普某用脚踢李的胸腹部,然后又一拳打在李头部左侧,致使李荞明头部右前额撞击在门框上受伤,最终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和宣传部门、媒体的说法有出入,和检方的说法不一致,公众怎么可能信任云南警方的说法?不许官派的网民调查团进入监舍,找其他在押嫌疑人了解情况,莫非真的是在恪守有关法律吗?如果是真的话,完全可以拒绝组建所谓的网民调查团嘛。谁在害怕网民的调查,谁制造了更多的不信任危机? 　　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改革,开了历史先河,伍皓甚至被称为史上最牛的宣传部长。耐人寻味的是,伍皓组建的调查团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揭开真相之目的,反而招致更多的猜疑。“不应该质疑调查团,应该继续质疑当地执法机关,不要被当地执法机关转移了视线……”看似是一个开明的举动,其实质是一次政府危机公关新变种,以此缓冲压力。 “不是监室的狱友在玩‘躲猫猫’,而是公安机关、检察院、省委宣传部在跟网民们玩‘躲猫猫’。”伍皓也承认,因为“准备工作存在一定不足,在不影响司法规定的前提下,网民的意愿难以实现”。客观地说,他的开拓精神毋庸置疑,但事先不和警方沟通,不给调查团以实际的权力介入调查,网民调查团最终变成了看守所的特殊“游客”,只能走马观花,无权进行调查。如此一来,不解渴的调查、无力的报告,便是笃定的结局。所谓的“政府不再‘躲猫猫’”之说,显得苍白。不信任危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升级了,这又是什么? 　　(选自“光明网”) 　　 　　【感悟】 　　对真相的追寻是人的正常诉求,有关部门理解这一点并寻求解决之道,这本是好事,可实际运作时,某些部门的不配合,让调查过程有欲盖弥彰,掩耳盗铃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