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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梅拉梅德预见未来的人 　　 　　利奥?梅拉梅德，金融期货之父，曾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席，他用新型金融衍生工具改变了投资模式。 　　1972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主席曾有一个疯狂的念头：你能在猪腩、小麦和牛肉之间作期货交易，为什么不在瑞士法郎或者德国马克之间呢？或者借助其他的金融工具？这个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风险被操控的方式。 　　再往前三十多年的1939年，梅拉梅德――一个勇敢的斗士和天生的创业家，与双亲走出战时的波兰避难，帮助CME开创最有价值的金融交易。 　　在梅拉梅德和他的继任者的努力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成为了一个革新者。它开创了国际货币市场，还率先进行电子交易，美国《财富》2006年12月25日刊文称之为“预见未来的人”。73岁的梅拉梅德，1969年被推选为CME主席，1991年开始作为CME的终身名誉主席，他怎样发起的革新并如何推进CME未来的发展。利奥?梅拉梅德在自传《逃向期货》中，详细回忆了他的走向期货之路。 　　 　　在我7岁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也随之卷入了战火纷飞的世界。作为滞留在波兰的600万犹太人之一，包括150万儿童，我命中注定将成为纳粹的牺牲品。幸运的是，命运对我另有安排。很显然，我的逃亡是上天干预的结果。也许最重要的是我父母的智慧，使得他们自己及他们的独生子能够奇迹般地逃出Auschwitz 和Treblinka (波兰的两个小镇，纳粹集中营所在地)得以生存下来。我逃往自由的生涯从1939年开始，历时两年。我和我的父母跨过了两大洲和6个国家，我们机智地逃过了德国盖世太保和俄国克格勃。有关逃亡旅程的细节那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也不是今天庆典时间所允许的。我们一家三口从波兰开始逃亡，穿过了立陶宛，穿越了整个俄国、穿过了西伯利亚大平原到达日本，最终抵达美国。这个旅程可以拍一部很好的好莱坞历险电影，但在当时我们绝没有惊险刺激的感觉。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每一步都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步。我相信我的父亲做过数以千计的决定，每一个抉择都维系着我们的生死，而他每一次都做了正确的决定。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到了芝加哥。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面临??一生的选择。我选择了法律作为我的专业，但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另一个世界迷住了，这就是期货市场。最终我选择了期货市场作为我的未来。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成功，我决定冒一次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决定集中体现了我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不怕承担风险。但是我必须说，我能够攀登到错综复杂的期货世界的顶峰是对美国这个伟大国家的赞颂。我曾经是一个难民，没有钱、没有势力、没有关系、没有家庭，但美国给了我机会让我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和才能去领导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像有些人所说的，我不仅将CME从一个猪肉交换市场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金融机构，而且领导了全球市场的一次革命。 　　《逃向期货》是一个关于我和CME的故事。在书的开头，我讲到1967年我第一次被选举为芝加哥MERC董事会成员。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当时这家交易所是一个二流的，甚至无足轻重的机构，主要从事黄油和鸡蛋交易。当时它的名声很差，交易规则很陈旧，或者有些人会说根本没有交易规则，允许诡计和欺诈行为。我在交易所的第一个行动是提出并制定规则取消了一个长期的歧视妇女的禁令。旧的规定禁止妇女成为CME会员，甚至在交易所工作。对此成绩我感到十分荣耀，因为CME是美国第一个采取该项措施的交易所之一。那时美国所有的期货市场都是采用公开叫价的方式进行交易，所有的会员聚集在一起围成一圈（我们叫pit），然后喊出自己的价格以拍卖的方式进行买和卖。当然到了今天，虽然仍有部分的交易所采用公开叫价的方式进行交易，大约一半的交易已经通过ＧＬＯＢＥＸ电子系统在全球进行交易。ＧＬＯＢＥＸ于1987年投入应用。现在我们是全球性的金融机构，99%的交易是金融契约。 但这些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 　　1969年我被推选为CME的主席，而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重组交易所。我创建了法纪部门和经济部门，同时还有法纪执行部门。正如我先前提到的，法纪执行部门是MERC的一项全新的工作。为了使其运作，我们需要一部新的法规。这一过程花费了我们一年半时间，结果是我们建立了期货交易的规则框架。这一规则也最终成为现在期货交易规则的基础和其他交易所的典范。 　　一旦我们有了规则和实施这些规则的能力，我开始关注我们的产品系列。如你所知，我们的根源在于黄油和鸡蛋交易，但这两个市场早已失去了吸引力。在那些年中，黄油和鸡蛋生产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与之同时，对这两个品种进行期货交易的需要也有所改变。我们成为了“肉类”产品的交换地，包括猪肉、活牛、活猪。尽管我们对这些产品有很高的期望，我意识到一个成功的期货交易所不能仅限于一类商品。为了取得成功，我相信一个交易所需要实现产品